故事汇

东汉的班超，为人有大志。兄长被召入京，他和母亲随往，然而家中贫寒，班超于是为官家抄书，供养家用。这份工作自然辛苦，这天抄得手酸，班超丢开笔，叹息道：“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大家听了，一场哄笑。班超愤愤道：“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这便是传说中著名的投笔从戎掌故。说起来，当年班超兄长班固因回乡写史而遭人告发，下了诏狱，班超上书汉明帝，受到召见，禀明实情，汉明帝对班固颇为赏识，于是才有被召的题材。汉明帝也因此记住了班超，在某个闲暇时候，问起卿弟安在，班固如实禀告，于是班超也被委派为和兄长一样的文案工作。只是这位二弟的志向的确不在笔研之间，后来果然在西域成就不俗的事业，受封定远侯，终于践行了自己的豪言，与写成《汉书》的其兄，实在是班家文武昭彰的双壁。

班超最初养家糊口的抄书，古人称为佣书。手工抄写是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字材料尤其是书籍复制和传播的最主要甚而是唯一的手段。应该说，母本之外所有副本的制作都是需要誊抄的，不过佣书作为一种行业，班超的掌故却是见诸典籍的第一次，于是它的起始只好确认为汉代。

在如今的人看来，抄书实在是份门槛很低的工作，其实不然。抄书之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字功底，这在班超的时代实在不属多数，即便在号称教育普及的后世，也未必人人做得。识字乃至受过高等教育，能够将书抄好也并不简单，除了要耐得辛苦，字迹起码清朗，还必须有相当的学养充当底气。这样看来，佣书竟是读书人专属的一条生路。

佣书被视为一个行业，获得劳动报酬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就史籍的记载来看，班超之所以佣书，乃是因为家境贫寒，这也是所有佣书人的命门，更是这个行业能够存在的要义所在。就班超的个案而言，他的佣书，是受雇于官府，拿的是公家钱。同时代的类似记载虽然不多，但大都是政府行为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佣书，并没有纯粹商业意义上的市场购买。

政府需求出于统治的必要，几乎可以视为一种刚需，而藏书对于所谓统治阶级而言，意义和价值并非仅仅在于文化，或者说文化其实也是要为政治诉求服务的。譬如刘邦攻入咸阳，诸将皆争先掠夺金帛财物，而萧何乃先入秦宫，收取秦丞相、御史之律令图籍。这样的行为，直接导致汉立国之后，具知天下要塞乃户口多寡，形势强弱，以及民间疾苦情状。这些信息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意义，真是怎么估量都不为过。资治的诉求，在太平时代也是搜集典籍的诱因，对相关文献的复制，原是题中应有之义。

诚然，文化的弹性绝对不会局限于讲求实用的官厅文本，文学历史哲学诸门类的发育，作品的流播，在文字当道的时代，自然不会满足于口头的传诵，学问的究治，也必须依托于相关典籍的收藏，汇拢起来，这实在是一个极其强悍的缺口，作为复制副本的唯一途径，由买方卖方共同构成市场化的佣书行业，其兴起真的是必需的。

这个必需的时代被定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轻薄廉价的纸张广泛流行的时代。虽然造纸术发明之后，纸张并未成为主流的书写载体，简牍和缣帛依然占据书写材料的主体位置，不过东晋的桓玄以政令的形式，宣布纸张对原有书写材料的替代，这种替代尽管披着强制的外衣，但不难想象，桓玄之所以有此政令，必然是民间已经拥有了浓郁的此类风气，方才有此发动，所谓应运而生是也。

作为文化的一个元素，宗教对佣书的推动是不容忽视的。伴随佛教道教的兴盛，佛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