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汇

曼德拉曾被关押27年，受尽虐待。他就任总统时，邀请了三名曾虐待过他的看守到场。当曼德拉起身恭敬地向看守致敬时，在场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他说：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仍在狱中。感悟：原谅他人，其实是升华自己。

从艺40年，感受生与死，看淡名和利。“我是郁钧剑。”坐在北京香格里拉酒店大堂，这位曾凭借《什么也不说》、《说句心里话》、《当兵干什么》、《家和万事兴》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歌曲红遍大江南北的军旅歌手，用最平常的5个字介绍着自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对我是比较熟悉的；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对我就有点陌生了；现在的‘90后’，估计很多都不知道郁钧剑是谁了。”郁钧剑毫不避讳地说。不过，饭店一位“80后”服务员见到客人中有郁钧剑，出于仰慕，还是给了他一个“特殊待遇”——免费为其柠檬茶配搭了一小杯牛奶。郁钧剑得知后，意外地笑了。歌唱改变命运到2011年8月，55岁的郁钧剑从艺正好40年。1956年，郁钧剑生于广西桂林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机械工程师，母亲是妇女干部。郁钧剑在家中排行老二，还有一个哥哥。虽然从小就喜欢唱歌，但他根本没想到这会成为他一生的事业。1971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六个年头，郁钧剑正在广西师范大学附中读书。当时，各地文艺院校的停办，让文艺队伍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加上“革命样板戏”普及的需求，各文艺团体开始自行招收学员。此前一两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歌舞团、京剧团都曾到广西师大附中招过生，但郁钧剑因“家庭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祖父的四个兄弟都在海外从事飞机制造行业）”，每次都被拒之门外。以至于后来他开始认为，只有“上山下乡”才是自己该走的路。临近初中毕业时，桂林市文工团学员队来学校招生。老师将招生工作委托给已是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长的郁钧剑负责。此后几天，郁钧剑认认真真地带着一群满怀憧憬的同龄人去考场，等大家考完了，又认认真真带着他们离开。一位监考老师看在眼里，觉得奇怪，终于在最后一天叫住他：“你怎么不考考？唱支歌吧！”“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短短一首歌，郁钧剑唱了不到5分钟，命运却从此改变——他被文工团学员队录取了。进入学员队后没多久，郁钧剑就正式加入桂林歌舞团，学起了声乐。声乐老师对他的评价是：条件不一定是一流的，但乐感一流，很难得。而这种难得的乐感，也为郁钧剑带来了人生的另一次机会。1978年，一家香港唱片公司老板来到歌舞团，为该团的歌舞剧《刘三姐》录制专辑。就在等待剧组主演从外地返回时，这位老板无意中看到了郁钧剑的独唱表演。他当即找到歌舞团团长：“我要录这个人（的专辑）！如果答应，我还可以给你们团加送一台电子琴！”脚踏的电子琴，这种当时全广西都没有的时髦乐器，最终让团长动了心。一盘磁带，10首歌，录了10天。《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牧羊姑娘》……时隔30多年，郁钧剑仍对录制过程中的点点细节记忆犹新，谈到兴头处，甚至会眯起眼睛哼唱起来。郁钧剑回忆说，当时，那位香港老板一定要他在专辑中录上一首《洪湖水浪打浪》，他一听，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不录，这是女歌，男声没法唱的！”“郁先生呀，你不懂啊，你们没有市场（意识）。什么男歌女歌，香港人、台湾人都不管的，老百姓爱听什么，我们就给他们唱什么。”香港老板一着急，用一口“香港普通话”做起郁钧剑的工作。最终，这盘取名《洪湖水浪打浪》的专辑销量很好。“我后来听说，很多人从香港回来时，甚至会将它藏在行李中想混入关，海关的人刚查出时，还以为是黄色录音带，可仔细一听，里面录制的却是好听的中国民歌。”就这样，郁钧剑成了中国第一位在海外出个人（磁带）专辑的歌手，也是第一位与海外唱片公司签约的歌手。但当年，还没等专辑出版，郁钧剑就已经离开桂林歌舞团前往北京了，他希望找到更大的舞台。数秒钟的煎熬与考验1979年3月的一天下午，在北京新街口豁口小七条九号院的二楼，郁钧剑面对总政歌舞团的各位招考官演唱了两首歌：一首是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另一首是当时很流行的歌唱周恩来总理的《假如我是一只鸿雁》。第二天一早，他便接到时任总政歌舞团合唱队副队长陆德培的电话：“小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昨天的考试通过了。”说来奇怪，郁钧剑考歌舞团每次都是一次过。1975年，他凭一首《乌苏里船歌》考上了总政军乐团，但也是因为家里有“海外关系”而未能成行。而1979年，中国已步入改革开放时代，“海外关系”等政治限制少了很多，这帮助郁钧剑最终走入总政的大门。刚到总政歌舞团时，郁钧剑是在合唱队。那时，总政歌舞团的节目以“宏大”为主，一台2小时的晚会，百余人的大合唱就要占去三四十分钟。留给独唱的时间非常少。而在歌舞团，像李双江、寇家伦这样有独唱实力的人又太多。不过，郁钧剑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有在香港出版独唱专辑的“资本”，进入总政没几个月，就有了独唱的机会。“最初是到张家口802军事大演习、云南扣林山等部队慰问演出；到1983年，赶上团里‘培养新人’，我也有机会正式登上了大舞台。”郁钧剑清楚地记得，在老政委乔佩娟、副团长胡德风以及合唱队老队长王莹波等人的坚持下，他终于独立登台。“当时团里排练场有块黑板，每天都会标注类似‘下午×点，某某合乐’的字样，而我的名字上，总会莫名其妙地被人画上叉。为了能上台唱个独唱，我确实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正式演出那天晚上，郁钧剑站在舞台上，当大幕徐徐拉开，看着台下满满的1000多名观众，他的心似乎一下子被填满了，“什么都忘了，没什么比这更激动的事情了！”《送别》、《少林少林》两曲歌毕，沉沉的大幕徐徐拉上，郁钧剑退到场边，站在台口，等待，心跳得像快要从胸口蹦出来一样。“那时不像现在，一个人站在台上自说自话，就能一首接一首地唱下来。我们必须在大幕落下后退到场边，舞台监督会观察台下观众的反应，如果大幕完全合拢后掌声还能持续数秒，才能重新拉开大幕，歌手再次登台。这数秒钟，对歌手而言，无疑是一种煎熬和考验啊！”还好，郁钧剑等到了大幕重新拉开的那一刻。王队长说：“小郁啊，大幕拉开了，就意味着你胜利了，什么闲言碎语都不要听了。”巅峰时刻激流勇退走上独唱道路的郁钧剑，此后可谓顺风顺水。他不断地参加全国全军的各种大型演出，20次参与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还出访了4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演出，录制了40余种独唱专辑。他将美声、民族、通俗等唱法糅和在一起，演唱风格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但就像任何硬币都有两面，郁钧剑虽然“红”了，但也被推进了各种争执的漩涡。“谁排（名）在前谁排（名）在后，谁上了春晚谁没有，谁多唱几句谁少唱几句，这种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争执，在文艺团体中却不时发生。”郁钧剑无奈地说。其实，对于这些所谓的荣誉，郁钧剑并没有看得太重。“我一直牢记父亲在我赴京时的临别赠言，老子《德道经》中的一句话‘一慈二俭三不为天下先’。”1990年，他甚至将这种心情，写成一首题为《无所谓》的新诗：一次成功是一次呕心沥血的跋涉走不到头的太阳，永远只能张望满眼的金光是密密麻麻在飞溅的创伤获奖的喜悦如同一炉报废的钢拍纪念照时有一把一只腿短的椅子偷偷把胸前的红花垫在下面以免摇晃自己懂拿自己寻欢作乐的时候便在无所谓里诞生了洒脱即使有如此平和的心态，但矛盾还是无法绕道而行。郁钧剑唱了大量军歌，其中在春晚上演唱过的《小白杨》和《说句心里话》，一直在歌坛上有着“到底谁是首唱”的争议。当记者就此事问他时，郁钧剑先是闭口不谈，再三问，才开始“答非所问”：“首唱这个概念，是在1993年毛宁和张咪因争唱《蓝蓝的夜，蓝蓝的梦》打起版权官司后，才在中国文艺界兴起的。在此之前，任何一个作曲家都会将自己的作品推荐给不同的歌者，希望大家都唱，而这是当时文艺界的常态。那时候中国没有版权意识，谁唱红了归谁。而在我们总政，常常是一个总谱多人唱，也没有什么谁先谁后之分。大量功成名就的歌唱家，都经历过首唱者和传唱者成功之间的矛盾。”1999年，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针对此事开导他：“任何一件事，两个人同时做，总有一个吃亏，总有一个占便宜，看你是愿意吃亏还是愿意占便宜。在这个问题上你要想开些，毕竟50年后，谁还记得谁啊！”听了这些话，郁钧剑豁然觉悟，并开始了思考。也是在那年，郁钧剑在杭州的一次演出结束后，被一群孩子围了起来：“郁叔叔，给我签个名吧！”郁钧剑一愣：“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叫我，此前，大家多是叫我‘郁大哥’，最多叫一声‘郁老师’。”紧接着，有个孩子说：“我爸我妈最喜欢听您的歌了！”敏感的他知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一个时代就要过去了。他由此萌生了退意。2000年，郁钧剑递交了转业报告。总政一直不批，直到2002年12月，他才从总政歌舞团转业到中国文联。郁钧剑在正当红时果断地离开，让许多人始料不及。老政委乔佩娟至今说起此事，还十分惋惜：“小郁就是这样‘任性’，说打报告就打报告，说走就走了，他的离开是我们军队文艺的一大损失。”人生三大乐事其实，郁钧剑也未必舍得那个舞台。2002年9月，他还写了一首词《渔家傲·炉灶破了》，其中用“谈何易”、“时犹豫”、“心无底”，来表达自己离开演出团体前后的复杂心态。转业到中国文联后，郁钧剑担任文联演艺中心主任，在此后的9年间，他在那里寻找到了更新的舞台。“文联有一个优势，下面11个协会聚集了各界的文艺专家。在这里，我可以负责组织全国的各种大型活动。比如，每年的全国文学艺术界春节大联欢‘百花迎春’晚会；‘百花芬芳’建军80周年的8场系列演出周、建党90周年的9场‘党的旗帜高高飘扬’系列演出，等等。通过这个平台，我结识了不少朋友，也积累了更多的创作感受和生活体会，具有了更大的人生价值。”忙碌工作之余，郁钧剑也非常享受现在的生活，他形容自己的生活有“三乐”：读好书、交好友、喝好酒。读书对郁钧剑来说，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郁钧剑的祖父在新中国成立前做过福州中华职业学校校长，也在上海大学里教过书，对诗词书画非常精通。受家庭的影响，郁钧剑从小就酷爱读书。抗战时期上海沦陷，祖父到桂林担任全国厂商会迁桂联合会主任，“听母亲说，当时家中有3间书房，里面全是装满了书的书柜。新中国成立后，祖父将书都运往上海，只剩下空空四壁。那时，我就常常望着空屋子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把他们装满？”这种情结，后来一直影响着郁钧剑。从十几岁参加工作起，他就开始“玩命地买书、读书、藏书”。如今，最令他满足的是，家中已有近40个书柜，藏书近万册，“满满当当的书，积攒着我半生的最爱，它们都已经沉淀在我的生命中”。爱书、敬书的郁钧剑也同样喜欢创作。如今，他已经出版过5部诗集、2部散文集和2部书画集。在最近出版的诗文集自序里，他写道：“后来求全在歌坛的名利场上，于快乐与不快乐中拼搏，写诗也就成了一种慰藉。如今到了已经泰然于快乐与不快乐之间的年纪了，写诗便没有浪漫与激动，也就少了许多灵感。”少了“灵感”的郁钧剑又开始进行书画创作，并于1993年6月和今年6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两次个人书画展。不过，颇具文人气质的郁钧剑在交友方面却多了几分“江湖气”。他看重朋友情意，喜欢和朋友喝酒交心，现在与他相处的朋友中，大都与他醉过酒。“我一直对‘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认可，君子之交就应该‘浓似酒’。”对于郁钧剑的“喝好酒”，好友黄宏很是感慨：“酒桌上我觉得郁钧剑的风气是最正的，也是最不正的。所谓最正，是说他能喝也能说；所谓最不正，是谁的酒他都能劝下去，即便这个人不会喝酒。”李双江也感叹：“郁钧剑喝酒很豪情，酒量很大，但他喝酒能喝出点文化来，喝出点文章来，还能喝出点诗情来。”郁钧剑说，自己交友从不在乎其身份和地位，和朋友之间也无拘无束。他曾经打电话到黄宏家，一听接电话的是黄宏的妻子小洁，便捏着鼻子说：“宏宏在家吗？”吓得黄宏“一身冷汗”，以后更以“郁哥哥”回敬他。郁钧剑有一个幸福的家，妻子是海军总医院的医生，因为不是圈里人，平时非常低调。“我们是通过家里人介绍认识的，当时见面我有一见钟情之感，后来就结了婚，女儿也长大成人了。”

1983年的一天，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的一家医院，一个女婴呱呱坠地，令她的父母异常惊愕的是，女婴居然一出生就没有双臂，连见多识广的医生也无法解释这个奇怪的现象。在父母的疼爱下，女婴一天天地长大，成为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儿。那天，站在阳台上的女孩儿，看到与自己同龄的一群孩子正张开天使般的双臂，在阳光下欢快地奔跑着追逐翩翩起舞的蝴蝶，女孩儿十分伤感地向母亲哭诉命运的不公，竟然不肯馈赠她拥抱世界的双臂。母亲平静地安慰她：“孩子，上帝的确有些偏心，但上帝是要送给你更多的梦想，要让你用行动去告诉人们一一即使没有翅膀，也可以高高地飞翔，就像没有修长的十指，你同样可以弹出美妙的琴声，可以写出漂亮的文章……”“我真的能做到那些吗？”女孩儿仰起头来。“只要你肯努力，就能做得到，只要你的梦想没有折断翅膀，你就一定能飞得很高很高。”母亲温柔的目光里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坚定。女孩儿相信了慈爱的母亲的话，目光一遍遍地抚摸着自己那双看似普通的脚，心中暗暗地告诉自己：我有一双非凡的脚，不只是用来奔走的，还是用来飞翔的。此后，在父母的指导帮助下，女孩儿开始有计划地锻炼自己双脚的柔韧性、灵活度和力量。怀揣梦想的她，克服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困难，经历了谁都无法数清的失败，终于在人们的惊讶中，练出了一双异常自由灵活的脚一一她不仅可以用双脚吃饭、穿衣，轻松地实现生活的自理，还学会了用脚弹琴、写字、操作电脑……她用双脚做到了几乎是常人所能做到的一切。女孩儿开始在人们面前自豪地展示自己非同寻常的“脚功”，起初遇到的那些异样的眼光里，渐渐地充满了钦佩。在她14岁那年，女孩儿彻底地扔掉了那副装饰性的假肢，一脸阳光地穿着无袖的上衣，走进校园、商场、街区……仿佛自己根本就不缺少什么，除了常人那样的一双臂膀。女孩儿在继续着创造奇迹的脚步，她读书刻苦，作业写得总是一丝不苟，从小学到中学，她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老师和同学们都十分敬佩她的坚毅和自强。当她拿到亚利桑那大学的心理学专业的学士学位证书时，一家人幸福地拥抱在一起。父亲自豪地鼓励她：“孩子，你还可以做得更棒！”“是的，我还可以做得更棒！”女孩儿自信地笑着。为了增强腿部肌肉的力量，保持腿部的灵活性与韧性，女孩儿不仅坚持经常性的跑步，还成为碧波荡漾的泳池里的一条自由穿梭的美人鱼，还成了一家跆拳道馆里小有名气的高手……一位医生曾指着给她拍的X光照片，惊奇地喟叹：经过锻炼，她的双脚已变得异常敏捷，她的脚趾关节已像手指关节一样灵活自如。“女孩儿的梦想还在不停地放飞着，她又走进了汽车驾驶学校。在教练员惊讶的关注中，她很快便掌握了驾车的各项技术，通过了近乎苛刻的各项考试，顺利地拿到了驾照，开始用双脚娴熟地驾车御风而行……接下来，女孩儿要去圆自己心中埋藏已久的梦想了一一她要亲自驾驶飞机，拥抱苍穹。曾经培养出许多飞行员的著名教练帕里什·特拉威克一看到亲自驾车来报名的女孩儿，就知道她一定会飞上蓝天的，就像一只矫健的雄鹰那样，不仅仅因为她那娴熟的驾车技术，还因为她目光中流露出的从容、淡定与果决。果然，女孩儿在学习飞机驾驶的时候，丝毫不逊色于那些身体健全的飞行员，她一只脚操纵着控制板，另一只脚操纵着驾驶杆，滑行、拉起、升空……她冷静、沉着，每一个动作都十分准确、到位，比不少学员表现得都出色。教练帕里什·特拉威克后来回忆说：”事实证明，她是一个优秀的飞行员，她驾驶飞机时非常冷静和稳定。一旦你和她在一起呆上20分钟，你甚至就会忘掉她没有双臂的事实。她向人们展示，人可以克服所有的限制，她真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25岁的女孩儿如愿地拿到了轻型运动飞机的私人驾照，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只用双脚驾驶飞机的合法飞行员，开创了飞行史的先例。女孩儿的名字叫做杰西卡·考克斯。如今，杰西卡·考克斯已是美国家喻户晓的英雄，她靠双脚生活和奋斗的感人故事，给世人带来了巨大的心灵震撼和精神鼓舞。在美国数百场的演讲中，杰西卡·考克斯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的梦想有多高，你就可能飞多高。“没错，即使你生来就没有翅膀，但你依然可以高高地飞翔，因为你心中那永不跌落的梦想，会为你生出自由翱翔的双翅，会给你传递无穷的力量，会帮助你创造无法想象的奇迹。

1。87米的张亮穿着花睡裤、灰色背心，努力把自己蜷成一团在狭小的床上打滚，踢着长腿。耍了会儿赖后他一个鲤鱼打挺，干脆利落地笔直站起来，询问面前的儿子天天：“如果你现在是村长的话，喊完‘集合’后你比较喜欢哪种小孩子？”天天低头嘟囔着：“喜欢听话的。”“现在你理解村长的感受了吧？咱俩试一下，你是张悦轩，我还是你爸爸，”张亮拍拍手，“集合！”天天立马雀跃着跑到面前。这段角色互换的睡前谈话，发生在《爸爸去哪儿》第二期的结尾，被很多观众啧啧称道。1982年出生的模特张亮是五个爸爸里年龄最小的，也是知名度最低的，如果不是这档节目的火爆，相信没太多人认识这个细嘴长眼长着标准东方面孔的帅哥，虽然他贵为国内首席男模，是中国登上米兰时装周的第一人。以至张亮自己都自嘲：“大家都问我是不是火星冒出来的？”节目中，他平等相处的育儿方式在五个爸爸中最受好评，播出四期，他在新浪微博上的粉丝数从11万涨到了220万，连专家都在报纸上一板一眼地肯定：“张亮是一个情商很高的爸爸，在与孩子的相处中，他知道采用什么方式能收获最佳效果。”不能再重复父辈的悲情其实张亮对“父亲”这一角色一无所知。现在想来他很庆幸25岁就做了爸爸，当时他没车、没房，刚从地下室出租屋里搬出来，是真正意义上的“裸婚”。那是他刚入模特行业的第二年，他不知道，名利大门正缓缓开启。当妻子告诉他这个意外的惊喜，他只是出于本能点了头，至于养活这个小生命需要怎样的成本和代价，他想都没想。“如果现在再考虑是否要孩子，我可能会有很多顾虑。”张亮说自己身边的很多朋友年过三十，经济条件已趋成熟，反而更担心无法给予孩子最好的成长条件而犹豫不决。“我当时完全是赶鸭子上架，第一次换尿布都是百度出来的。”张亮懵懵懂懂就成了模特圈里罕见的年轻父亲，身边没有任何朋友可以交流育儿经，他之所以跟儿子成了好哥们儿，恰恰是因为自己当时也不过是个孩子，“我算是跟天天一起成长的。”不过，天天在节目开始的表现并不好，他在五个孩子中最先发难。抵达灵水村后，先是为了要交出iPad大发脾气，又在大家参观要住的房子时站在门口不肯进，百般抱怨“屋子好恶心，好臭”，甚至后来张亮在他鞋上洒了水也要闹腾一番。张亮倒是对儿子的洁癖表示理解，“这些房子在农村已经废弃三四十年了，而且我们住的那所好像在抗战时期被烧过，还有那么一股子味道。要知道在外面他想去洗手间的话，我一定要把车停在一个星级酒店，马路边那种公共的卫生间，他是决不肯进去的。”天天算是有点遗传他儿时的少爷脾气。在15岁之前，张亮是个衣食无忧的北京少爷，家在房山，父亲开煤矿，母亲专职操持家务。1997年时，他每个月已经有三千块的零花钱，比很多上班族的工资还高。富裕生活的终结几乎是一夜之间，父亲重病住院，每天住院费上千，不到三年就耗尽了家里全部积蓄。张亮的教育方式几乎跟父亲背道而驰。像每个典型的80后一样，他的父母因为年代原因并没怎么读书——母亲只读到小学二年级，他们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学校教育上，希望孩子能好好读书，出人头地，所谓的家庭教育不过是严厉配合而已。他有个孪生姐姐一直同班，不幸的是，姐姐每次考班级前三名，他是倒数三名。在以成绩为孩子一切衡量标准的九十年代，从小到大，他都生活在姐姐的阴影之下。有次考试，姐姐考了100分，他只得了20多分，心想回去一定要挨骂，不如索性收买姐姐，就央求她说放学后请吃冰棍儿，瞒过家长这次考试。吃完冰棍儿后他高高兴兴去游泳，刚进家门父亲阴沉着脸过来，问考得如何，他装糊涂说没有考试，父亲上来就是一脚，打完他才知道姐姐回家就打了小报告。有了儿子后，张亮下决心要让儿子做一个无拘无束快乐的人。他送他去普通公立幼儿园，不强迫给他报任何兴趣班，甚至提前替他考察好的小学，也是负担不太重以创造性教育闻名。天天喜欢骑单车、游泳、玩电子游戏，所以他才会抱着iPad死活不松手。张亮唯一给孩子报的特长班是绘画课，还是那种启发式教法，比如一上课老师就会要求小朋友画出自己想象的世界，而不是画出来要求大家临摹。张亮的教育方式也是这种启发鼓励式的。天天开始不愿去幼儿园，张亮就跟他商量，“先去幼儿园学知识，回来教给爸爸好不好？”儿子不肯参观屋子，张亮始终没有不耐烦，边摆出一副“我理解你感受”的表情，边协商尝试各种办法，先循循善诱“这里有鸟快来看”，又建议“要不你像我一样憋气”，然后付诸行动“我扛着你进去吧”，成功后还不忘转移注意力调侃，“你真重，比妈妈还要重了。”最好爸爸炼成记在这种没有压抑气氛下长大的天天，在张亮面前可谓畅所欲言，不用担心爸爸会突然翻脸，摆出一副权威压制他。也因此天天在想象力方面特别突出，经常会有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让张亮哭笑不得自己常常“被这个二货带着走”。在灵水村他们住在农户家，院子里架子上的葫芦绑着绳子，张亮想趁机教育孩子这是一种种植方式，就问天天知不知道是为什么？没想到天天语出惊人，说这是“西瓜荡秋千”！还有一次，天天抱着一只鸡在门口玩，张亮问：“这是公鸡还是母鸡？”天天很干脆地回答：“母鸡！村长说了小冠子是母鸡，大冠子是公鸡！”张亮顺口说：“那是女孩子，给她起个名吧！”天天想了想：“寇静！”张亮无奈，“寇静是你妈！你能换个名字吗？”节目最初爆发性释放完情绪后，天天就一路能量饱满，表现也越来越令人刮目相看。在第一期“找食材”环节时，王诗龄让天天帮忙拿东西，他很爽快地答应，看到田雨橙拎那么重的东西，哪怕很累了还是会跑过去主动帮忙，对于五岁半的孩子来说，已经很有担当。甚至第一天吃晚饭时，也只有天天注意到了摄像师没有吃饭，喊着：“程叔叔，一起吃！”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张亮在团队中也是明显的“奉献者”角色。因为厨艺精湛，他的新绰号是“亮长今”，第一天就掌勺了大家在农家的晚餐，在之后也很细心地教其他爸爸切菜。石头炫耀自己在没有Kimi的陪同下自己找到锅时，他悄悄教育他：“你和Kimi是一个团队的，这是集体功劳。”在宁夏沙坡头湖里捞鱼时，他想到王岳伦没捞到可能不好向女儿交差，自己捞了一条后悄悄递给了王导。这大概也跟张亮的成长经历有关。他的父亲生病后，家里只能供他和姐姐中一人继续读书。张亮选择了辍学，做了粤菜帮厨。工资一千多块，他省吃俭用拿出一部分来给姐姐做生活费，自己则住在潘家园一处地下室。房间在地下三层，一开门一股死老鼠味，为此他常常是早出晚归，尽量避免呆在家中。他16岁就学会了养活自己，20岁时他经历了第一次失业。兜里揣着1100块钱，他辞去了枯燥单调的厨师工作，搬到了工大桥。那地儿后来拆了盖了欢乐谷，他还回去看过一次，“我当时就在那个跳楼机正下方。”后来他找了一个在耐克做导购的工作，店铺在公主坟，为此他每天5点半就得出门，走到平乐园站去坐52路，7点40到店。幸运女神终于眷顾到这个乐观勤奋的年轻人。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个做模特的朋友一天内接了两个活儿排不开时间，就让他去面试。虽然当时没选上，但被一个经纪人看中留了电话，一周后叫他去了另一个面试，成了。那是2004年，他做兼职模特走一场秀可以拿150块钱，对他来说已是天价。第二年正式入行，之后一帆风顺。可以说天天出生后，正是张亮事业开始起步之时。工作越来越忙碌，他却保证一个月要陪儿子一周，在走秀的淡季，他会带上全家一起去海岛度假。有时晚上12点在外地收工，第二天早晨8点又要匆匆赶往另一座城市，张亮依然会选择先飞回北京家里，哪怕只呆上四个小时看看儿子熟睡的脸庞，出门前在他额头印上一吻。虽然儿子可能压根不知道爸爸回来过。几个爸爸私底下交流的时候，都说张亮是陪伴孩子时间最多的。从节目里也可以看出，他跟儿子经常欢快击掌，默契十足，显然平时就很亲近。两人都很擅长情感表达，出门时天天一直担忧自己会表现不好，反复问爸爸“相信我会听话吗？”张亮的反应完全是“我当然相信你，我不相信你谁相信你。”天天则常常把“爸爸我爱死你了”“爸爸你做饭最好吃了”挂在嘴上，在爸爸PK时得了最少的票数（一根狗尾巴草）时，他拔腿就往外跑，被错怪后委屈地回答：“我只是想自己找一根狗尾巴草给你……”这一幕让很多观众瞬间泪奔，但最动容的还是在第四期结尾的谎言测试游戏中。爸爸们故意摔破孩子细心呵护的鸡蛋，孩子们要么发脾气告状，要么又哭又闹，唯独天天丝毫没有埋怨“坏叔叔”田亮，还让他“快走”。他先是对爸爸撒谎，戳穿时解释“其实我不想让你知道是他打碎的”，并主动将过错揽自己身上，“对不起，打我吧”。而在面对爸爸的关心时，他边擦眼泪边反过来笑着安慰爸爸“没关系”。现场导演蒋良称赞天天的情商最高，并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这样。“情商高的主要一个特点就是互动性强。天天知道怎样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让你可以体会到他对你的关心和爱。”有网友则评论说：“在其他几对父亲和孩子的身上看到的更多是父爱，在张亮和天天身上却能看到反哺。”

3岁那年，她的父母离婚了。因为家庭的贫困，加上血统的原因，一家人备受歧视。母亲带着她过着四处漂泊的生活，她们因无法支付租金而寄宿在朋友家的地板上。即使是这样，她却从未掉过眼泪。因为母亲曾是一名歌剧演唱家，小小年纪的她受母亲影响，4岁时，就迷恋上了音乐，常常跟在母亲身后学唱歌。上学后的她，学习成绩并不优秀。一次测试，她的数学得了6分，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责备了她，但她却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说：“数学对于我没用，以后我要当歌星。”此语一出，立刻遭到了同学们的嘲笑，在同学的嘲笑声中，她紧紧地握紧了拳头。13岁起，她开始了音乐创作，14岁，她找到了几个录音棚，担任他们的后备试音歌手。高中毕业，她不顾家人的反对，带着稚嫩的梦想，到了纽约。刚到纽约时，她只能在酒吧里做招待，与人合租狭小的房子，自己常常在客厅地板上铺一张床垫过夜；她每周常常只能靠一包干酪通心粉艰难度日，在经济极为拮据的几个月，她甚至只能靠附近熟食店老板施舍的硬面包和冰水填饱肚子。然而她没屈服，在昏暗的灯光下，她不停地写歌，写到手发麻，累得趴在桌上睡着了。她热切地盼望着有一份合约，出一张唱片。然而她跑遍了纽约街头所有的唱片公司，都被拒绝在门外。18岁时，她终于在一家热门的俱乐部获得了登台表演的机会，她的完美的嗓音和创作才华渐渐为人注意，哥伦比亚唱片公司以35万美元的合约成功将她揽入旗下。35万美元，对于她是一个天价，那一刻，她热泪盈眶。她很快在公司崭露头角，为公司创下排行榜的十大热门歌曲。她的歌曲也越来越成熟，而形象也变得性感自信，她频频出现在各大杂志的封面。这些杂志认为她在音乐和形象上的转变带动了整个乐坛的潮流，并将此种潮流命名为“蝴蝶效应”。20岁，她就获得了格莱美音乐大奖最佳女歌手，此后的10年间，她在世界音乐大奖、全美音乐奖、灵魂列车音乐奖、美国作曲家协会奖、欧洲音乐白金奖等大奖上收获颇丰。然而，就在她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30岁时，她与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分道扬镳，只得寻找新的公司，但不幸的是，两年后，新公司也决定终止她的合约。原因是他们认为她失恋后，精神上出现了问题。那时的她备受争议，然而在低谷中的她没有放弃音乐，她坚信，是蝴蝶，就不怕翅膀上的雨水。一年后，她与环球唱片公司旗下的Island唱片签下合约。在新公司，她很受赏识，两年后，她凭借新专辑重新回归到乐坛的巅峰。这张专辑的销售量位居当年全球销量第二位，国内冠军。此后她的歌曲一直在各大音乐榜单上排名第一，她的歌曲受到全世界各地乐迷的喜爱，她因此被称为流行乐坛天后。蝴蝶有一个特点，它的翅膀上布满了鳞片，鳞片中含有大量的脂肪，仿佛给蝴蝶穿上了一件“防水雨衣”。她一直相信自己是一只美丽的蝴蝶，雨再大都不会打湿为梦想而飞的翅膀。终于，她成功了，迎来了自己绚丽的春天，她就是玛丽亚·凯莉。

2013年9月可以说是“张译月”，先是与海清搭档主演的电视剧《抹布女也有春天》热播，这部剧还没播完，与孙俪主演的《辣妈正传》又在各大卫视黄金档播出，网友大呼“老公不够用”，“张译很抢手”。有网友说：“国产婆媳剧是被张译垄断了吗？每次换台就看他换个老婆。”一时间，张译被誉为“中国好老公”。可是，初见张译的人，会纳闷他怎么会是演员，又怎么会这么红？因为他的外形淳朴无心计，而且性格太过内敛。但就是这样的张译却用他精湛的演技，将那些小俏皮、小心思、真情流露处演绎得淋漓尽致，有时候你都会觉得那是镜子中的另一个我，那么真实。这个“小眼睛男人”用他稳稳的奋斗，终于赢得了众人的认可。“吊丝”战士，很单纯从《士兵突击》中的史今、《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疯魔太爷孟烦了，到《新上门女婿》里那个挑战强势丈母娘的一根筋女婿田冲、《北京爱情故事》里的奋斗男石小猛，再到《抹布女也有春天》中的吴桐、《辣妈正传》里的新好男人的代表元宝，他的角色千变万化，却无一不让人印象深刻。正如美好的故事都离不开曲折，张译的演员之路也不是水到渠成的。他并不是那种十分热爱表演一早就立志成为演员的人，相反，甚至有相当一段时间还瞧不起表演。自从张译出生，父亲就玩命挖掘他的优点。听人说他嗓子好，就让做音乐老师的母亲教他识谱，唱不同民族风格的歌曲。一有亲友聚会，就逼他当众唱歌。偏偏张译从小脸皮薄，怯场，一上场就口干舌燥，手心冰凉。每每在大家掌声雷动两三次后，都只听见爷儿俩相互指责的声音，而不是他的歌声。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每每登台前5分钟，张译都会有“濒临死亡”的体验，腿抖，手抖，麦克风抖，把麦克风靠在前胸，衣服抖。他说，害怕露脸，这是不自信的缘故。虽然胆小，但儿时，张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播音员。高二，试着考了一次北京广播学院，专业第一，有了自信；高三再考，被少数民族同学加分占了名额。17岁，理想破灭，手里握着居委会大妈送来的“待业青年证”。两年后，去北京参加文工团表演类学科的考试。他找来一辆破自行车，骑车到北京广播学院，想看看自己痴迷了5年的地方究竟神圣在哪里。一路逆风，骑了两小时，整个人像一只帆。在广院，张译把教室走遍，趴在后窗看着老师们讲课。来回走，连厕所也没放过。最后走出大门，一拍胸脯，“广院，不过如此！”骑车回去，又是逆风，“扬帆”3小时。回到驻地，大病3天，广播梦就此断了。待业了一段时间，来了一个机会，他上了哈尔滨话剧院的自费学员班，学费3万元。话剧在他的少年期留下过惊恐的回忆，那出戏叫《赖宁》。他坐在第一排，看到演员化得红红白白的面孔，表现山火袭来时放起了干冰，烟雾弥漫到观众席，很冷。这个印象一直延续到一年后观赏了另外两部话剧：《地质师》和《一人头上一方天》，他为话剧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才知道话剧不都是那样的。1997年，北京战友文工团20年来第一次招生，张译蠢蠢欲动，但有人告诉他，军艺毕业后无非也是分配到“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军区文工团）。可张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报名了。他清楚地记得怎样换乘公交、地铁和黄“面的”。穿过一片麦田和垃圾场，吃了满口黄土，春天，张译经过一通土路颠簸来到战友文工团所在的八大处，绿门绿窗红墙灰地和绿军装。想想他的单位，紧邻市中心索菲亚大教堂，有着天鹅绒幕布的哈尔滨话剧院，张译简直要退缩了。考完试回到哈市，又要交学费了，他们家已经欠账3。5万元，为了躲避老师追讨，张译每天上课晚来早走，几次还是被班长堵上。等待了两个月，他忍不住打电话给战友文工团，那边告诉他：你声音不错，其他差点，我们还有两个自费生名额。这个自费生学费一共4500元，相当于话剧院一年的学费，但自费生不但没有津贴，还要交几千元的置装费，从茶缸到鞋垫，都要自费，家里又欠了一大笔外债，张译成了“吊丝战士”。他表现得极为勤快，16个学员里有两个自费生，他这个自费生头半年就当上了班长。大年三十拴着绳子通垃圾道和厕所，用自己的脸盆倒完粪便和灰土，晚上拿开水、洗涤剂、二锅头三遍消毒后继续用这盆包饺子。新兵头一个月不让洗澡，第一次进澡堂时看到每个花洒下都排了10个老兵，大池里的人只能站着，当他等到老兵差不多出去了，就去洗淋浴。刚抹上肥皂听到紧急集合号，带着一身肥皂泡的张译和全排战友一起急行军，负重20多公斤，他除了装备、八一步枪，还背了一口大锅。那天是大年初一，到了终点他们把身体埋在一尺多厚的雪里。“部队某些方面会催你成长，某些方面又特别单纯，我到现在没有进过迪厅。”那种生长是简单的，或许是粗暴的。张译对那段生活充满了感激。被抛弃，却不放弃张译和表演课代表早恋了，队长放言：只要被他逮到一次俩人都开除。只有一部分学员能提干，于是总有积极的线人向队长汇报：张译又和那女孩单独相处了。有次他俩在一个屋里，队长一脚踹开门，屋里只有女孩，张译就躲在门后。另一次全班在食堂地上睡午觉，他和姑娘在女厕所里幽会，队长接到线报猛敲门。开门后又是只有姑娘一人，张译奋力取下了窗户上的铁栏杆，钻了出去。等队长赶回食堂，他已经躺在地上装睡，还流着口水，这一刻他的表演天赋全激发了出来。可是，张译却一直没戏可演。虽然也抽到过两个小品的表演机会，但总是“特别倒霉”地落了空。好不容易轮上一次，却因为紧张发挥得不好，处女秀以失败告终。同学们都演上主角的时候，张译的“主业”是在下部队的晚会中演双簧，偶尔也兼职主持人，并且负责装台卸台等一系列“副业”工作。2000年，领导很兴奋地跑来告诉张译一个“好消息”：他可能被提干，去政治处当干事！因为张译的字写的不错，而且速度快。好消息却让张译觉得“挺五雷轰顶的”。他打电话回家求助，不想父亲很快给他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本《公文写作的实用技巧》，还是1970年代出版的，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于是我决定不好好表现，不过这分寸很难把握的，既要让领导不开除你，又觉得你确实不适合军队的文职工作。”毕业的时候，张译如愿地没有进政治处提干。没有戏演，又没有活干，张译说：“那个时候，我真的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所幸的是，“被抛弃”的张译还是能从文字中找到证明自己的快感。除了写会议纪要和报告，张译还有一个副业是写晚会的串场词，单位大大小小的晚会几乎都出自他手。在写了太多他觉得没用的东西之后，张译终于决定，自己要写个剧本。“其实我写剧本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我老没戏演，所以想不如自己写个剧本给自己演吧。”单位小品大赛前，张译写了处女作，是一个短剧《文小姐和武状元》，讲一个城里的千金小姐和偏远部队军官的爱情故事。剧本被很多人看好，但小品最终没能演成。不服输的张译铆着劲地把剧本送到了《剧本月刊》，编辑很赏识地刊登了。“我特别解恨地拿着杂志去找了团长。”拿着600块的稿费，张译和演出团的哥们一路上就把钱吃了。演戏的梦想越来越远，张译开始觉得写作也是条道路。“我爱的是戏剧，不仅是演出。虽然剧本是一个人的战斗，但有时候一个人写到半夜，一边哭一边跪着写的状态也会让我觉得着迷。”2004年底，在一个短剧得了全军比赛的大奖之后，张译被推荐单独创作一部小说改编的20集电视剧。“前后忙活了五六个月吧，写到18集的时候，制片人忽然说不要了。”张译当时很受打击，“那时候每个月千把块的工资，要买书买资料缴话费。房子是借朋友的，他一回来我就得挪地，门口有6块钱的石锅饭，我每天吃那个，加一个鸡蛋是7块钱，我真不敢加。”死角之后，便是光明团里外聘了一位老导演拍一部电视剧《红领章》，这位导演在2001年用过张译跑龙套，对他印象深刻。当她从学员中挑出他的照片时，团长却说“他演戏就是个死啊”，请导演再考虑一下，老导演坚持把张译定为男三号。这时张译已经接到康红雷的副导演的试镜电话，也是男三号，为了向团里证明自己，他推掉了，以团里的工作优先。谁知团里又换了新导演，张译的男三号被拿下，改作场记。他和团长说：“外面有戏找我，康红雷的《民工》。”可团长根本不相信这件事。被团里否定后，他厚着脸皮又去打电话给康红雷的副导演，委婉表达想去现场看看，人家很大方地说角色还没定。他一身军装，在楼下仰头看着剧组租的公寓和制片人张纪中的车，发出一阵阵土包子的啧啧声。拍《民工》的时候，副导演向张译转达康红雷的意思：你和你的对手女演员是所有演员里表现最差的，你们拿着纸、笔去剪辑房学习一下别人的表演。在剪辑房里张译迷茫了，他以为表演就应该像生活里一样自然，但他看的片段都是他认为过火的表演方式。直到看完成片，康红雷有天对他说：“你演得最好。”因为现场表演和完成片是两回事。第二个肯定他的人是陈建斌，《民工》播的时候，张译在《乔家大院》里演陈建斌的跟班，一个戏份特别少的角色。陈无意中看了电视，第二天抓着他问：“昨晚放一电视剧，里面一演员特别像你！”知道是他后，陈建斌和导演胡玫说：“你看了《民工》没？他为什么会演现在这个角色？”陈建斌为张译抱屈，胡玫只好说：“我错了。”以前在团里总被否定，越否定越不自信，越怵舞台，形成恶性循环，有了外界的鼓励，张译渐渐进入了正常的状态。2006年，他写下了长长的《我的请愿书》，向康红雷表达想要加入《士兵突击》剧组的愿望，其实那时康导已经定下他演史今。而此时，被团里认定“演戏是条死路”的张译，却成为面临改编的文工团的重点保留对象：相比于他的演戏天分，他的创作才能更被团里肯定。“团里需要编剧，如果我一年之内能完成三四个小品剧本，就准我外出拍摄《士兵突击》。”此时，距离《士兵突击》开机不到一个月。张译清楚，自己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面对始终热爱的表演事业，张译打起了《转业报告》。当他把转业报告递上去后，政委哭了，不同意。可张译已经下定了决心。递上转业报告的第二天，他踏上了去昆明的火车，拍摄《士兵突击》。6月回北京，在天安门完成最后一个镜头，那天他接到战友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转业，批了！”借着《士兵突击》中的史今转业，他大哭了一场。《士兵突击》后，张译出名了。出名，容易导致自我膨胀。坚持说自己不是名人的张译直截了当表示：“谁膨胀了，谁的艺术生命也就到头了。千万别觉得自己是在高处。没起来过，也就不存在摔下去的危险。”那之后，张译的片约不断，《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雪花那个飘》、《北京爱情故事》等等。尽管成名对于张译来说来的有些晚，但是用张译自己的话说，“安逸当中出不了艺术”，从当年的“吊丝”到现在的炙手可热，张译靠的是他超强的耐力和稳稳的奋斗，虽然过程充满了曲折。任何一种成功，需要机遇，但绝无侥幸.

2008年8月，美国女孩塔米卡？凯金斯和她的队友夺下了北京奥运会女子篮球赛的冠军。之前，凯金斯已经参加过许多盛大的比赛。“如果没有我父亲的教导，”凯金斯说，“我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个赛场上。”凯金斯天生听觉受损。3岁时，父母带她配了一副大而笨重的助听器。她讨厌这副助听器，尤其上小学后，她讨厌同学们的取笑。一次，老师问她：“4加2等于多少？”凯金斯紧张地答道：“6……6。”同学们顿时哄堂大笑，她的脸刹时变得通红，泪水涌满了眼眶。“我不会再在课堂上说一句话，”她告诉自己。二年级的一天，凯金斯的母亲和耳科医生把正在上课的她叫到了教室外面。那一刻，凯金斯感觉到全班的眼睛都在盯着她，坐在她旁边的男孩更是“哧哧”地笑。“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一样？”凯金斯在心里质问。那天下午放学路上，当凯金斯和姐姐桃嘉路过一片荒野时，她猛地扯下助听器扔了出去。姐姐愤怒地盯着凯金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不知道。“凯金斯耸耸肩。”爸爸和妈妈会发疯的。“姐姐说。凯金斯也有点儿害怕了。回到家，凯金斯的母亲果然大怒。母亲命令凯金斯跟她回到荒野把助听器找回来，但找到天黑也没找到。那晚，凯金斯的父亲郑重地对她说：”你已经做了一个选择，以后你就必须在这种选择中生活。“凯金斯不明白父亲的意思。”你不想戴助听器，从今以后你就不必再戴着它了。没有了它，你必须照顾好自己的生活。“父亲说。让她掌握自己的人生，这也是父亲对凯金斯的行为做出的选择。丢开助听器，凯金斯发现自己原来非常擅长唇读。没有了刺眼的助听器，其他孩子也不再取笑她。后来，凯金斯爱上了篮球。高中时，她的篮球技能超过了大部分同学，”当你在比赛中准确地投进3分球时，没有人会介意你的听力是好还是坏。“凯金斯笑道。多年来，凯金斯一直祈祷能得到别人的喜欢。当她在篮球场上奔跑时，她发现自己得到的已经远远超过了她所祈祷的。父亲说：”这是你自己掌握了自己的人生的结果。“这个结果让凯金斯顺利地进入了征战伦敦奥运会的美国女篮代表队。”在伦敦奥运会，我将展示我最好的表现。比赛完回到美国后，我会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带给那些像我一样有听力障碍的孩子。“凯金斯对记者说。”你会鼓励他们扔掉助听器吗？“记者笑问。凯金斯哈哈一笑，说：”当然不会，我会告诉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只要把握好自己，他们同样会得到上帝的眷顾，美好的事情也将会发生。“

那一年，她还在农村里插队，瘦弱的身子承受着繁重的农活。一天，她正在西瓜地里忙着，有人把她叫了过去，说工宣队来招生，去试试。这一试，她就去了北京外语学院，成了英语系的一名工农兵学员。不过，还来不及欢喜，阴霾就笼罩了心头。在班里，她居然有两个“最”：一个是年龄最大——老姑娘了；一个是成绩最差——基础太弱。一天上课，老师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第一遍没有听懂，第二遍听懂了却不知怎么回答，于是，僵在了课堂上。课后，她一口气跑到后院的山坡上，大哭了一场。“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比别人差，我努力还不行吗？”终于想通了，她给自己许下诺言：“我一定要成为最好的学生！”她很勤奋，每天晚上学到深夜，凌晨四五点时又掀开了被窝。不管天热天冷，在校园一角的那棵大树下，常能见到她的身影。大声地念，大声地背，把头一天学的东西翻来覆去，不记得滚瓜烂熟不罢休。一晃，四年过去。毕业的时候，她的确成了全年级出类拔萃的学生。那一代人，和今天完全不同，因为根本没有择业自主权，从英语系出来的她，被分到英国大使馆做接线生。这份工作单调、乏味，很麻烦。在外人眼里，还是一份很没出息的活。起初，她能够老老实实地干，时间一长，心里就越发郁闷，越不平衡——一个堂堂外院的尖子生怎能这样憋屈呢？终于，在和母亲的一次见面中，她大吐苦水。慈祥的母亲没说什么，而是叫她去洗卫生间、刷马桶，她怏怏不乐地听命。可是，她使劲地扫地板、费力地刷马桶，反复几次，感觉还是很不干净。她不由抱怨：“我没办法了，就这样子了！”母亲不说话，而是弄来一碗干灰，然后将干灰洒在又脏又湿的地方，让干灰将水吸干，再扫，效果果然好了很多。不多久，马桶里的黄色污垢全不见了，犹如做了一次增白面膜。她没做到的，母亲做到了。她不禁夸奖母亲，母亲却告诉她：“一件事情，你可以不去做；如果做了，就要动脑筋做好，就要全力以赴。你不能挑你的工作，但你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啊，那就是把工作做好。”站在一旁的她听了母亲的话，久久无语。回到单位后，她仿佛变了一个人。她把使馆里所有人的名字、电话、工作范围，甚至他们家属的名字都牢记在心。不仅如此，使馆里有很多公事、私事都委托她通知、传达和转告。逐渐地，她成了一个留言台、大秘书。工作之余，她就读外文报纸、小说，不断提高自己的读、译能力。由于为人热情，水平出众，她在使馆里成了很受欢迎的人。一天，英国大使来到电话间，靠在门口，笑眯眯地对她说：“你知道吗，最近和我联络的人都恭喜我，说我有了一位英国姑娘做接线生？当他们知道接线生是个中国姑娘时，都惊讶万分！”英国大使亲自到电话间来表扬一个接线生，这在大使馆可是件破天荒的事！没多久，她因工作出色被破格调去英国《每日电讯》记者处当翻译。报社的首席记者是个名气颇大的老太太，得过战地勋章，被授过勋爵，本事大，脾气也大，还把前任翻译给赶跑了。当她调过去时，老太太不相信她的实力，明确表示不要，后来才勉强同意一试。没想到，一年后，老太太经常不无得意地对别人说：“我的翻译比你的好上十倍。”再后来，她被派往英国留学，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国际关系，在里兹大学攻读语言学硕士，在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回国后，她到外交学院先后任讲师、副教授、教授，还当上了副院长，并多次荣获外交部的嘉奖。她就是任小萍。最近十年里，她先后担任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新闻参赞和发言人，外交部翻译室副主任，中国驻安提瓜和巴布达大使。目前，她是中国驻纳米比亚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从一个黄毛丫头到一个全权大使，任小萍的职业生涯中，每一步都是组织上安排的。但是，无论被派到哪里，她都在积极地适应，都在努力地把工作做好，做得最好。任小萍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工作时，总有一样可以选——好好干！无论何时何地，把工作做好，成功也就不远了。

一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四处追打苍蝇，装进火柴盒，装得满满腾腾，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这是六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都是革命子女，他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当时是‘全红一点黑’。”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所以我到了香港，又成了‘全黑一点红’。”1976年，他以美国《时代》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他立刻感觉到“不平常的平静”，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一种只能“意会”的状态。三年后，他在大连理工学院，早上散步的时候，走到一座雕像前，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他拍下这张照片，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一“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二我问他一个行业的启蒙怎么开始，他说有个词叫“泡”。没这个不行。当年他在《生活》杂志做实习生的时候，给著名的摄影师基恩·米利当过9个月实习生。那时老头儿已经72岁了，“整整9个月里，他从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会把自己挑的图片贴在墙上，跟他一起看，告诉他，“这张好，那张不好。”为什么？因为“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在《时代》的时候，杂志社的人会对他说，刘香成你去印度，在那里住上四年，跟他们一起朝圣、喝茶。每次出去工作，要把自己所有的行李、器材装箱，运到另外一个国家，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学。照片是这样泡出来的。他说现在的中国文化里少“休闲”，我理解他是说少一种不计功利的悠然自得的乐趣，少这个，文化的发展就不丰沛。他说现在的人“去出差才代表创作”，在意大利或者海滨呆着才叫休闲，“他们成天忙着休闲，哪儿还知道什么是休闲呢。”三谈起他现在做的事，有些出乎我意料，他把很大精力放在对历史图片的整理编辑上。他看到庞大中国在文化上的裂痕，“我们缺乏一个共同的标准，同样一件事，我们在北京谈论，和我们在甘肃，在福建，在广东谈论，还能是同一个概念同一回事吗？现在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每个人都在喊口号，希望人们能听见他们的声音，这是不行的，不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的表现。”他举荷赛评奖当评委为例，说第一轮只要有一个评委举手照片就可以进入下一轮，第二轮是三人举手，第三轮是五人举手，等进入最后一轮才开始争论。“争得脖子都红了。那不要紧，因为之前有一个共识的基础，不需要再为基本的标准争，不像国内。”挣脱单一标准之后，又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共识，在这种空洞里，人们就会感到茫然若失。刘香成对中国近代以来历次极端化的政治运动多有反思，他总结不能保持理智与平衡的原因：“要做到有开放的心态，必须对自己的历史尽量客观、准确地去正视和反思，因为历史是我们的共同记忆。中国如何对待它的历史，将会影响中国将来如何发展。这太重要了。”他说：“我已经60岁了，不可能再走进战场，但是整理历史这样的事情，却需要我这样一个人。要像剥洋葱一样，慢慢一片片剥下去，过程层层展示，结论则完全开放。”他说：“过去是未来最好的向导。”四九十年代初期，他在巴黎一家旧书店里看到赛珍珠为林语堂的书写的序，说：“常常翻开写中国的书，又失望地合上，因为里面有很多虚弱的言过其实。人们在狂热地为一个不需要辩解的国家辩护。”刘香成用一张照片说明什么是他心目中的中国。1980年，高考恢复不久，很多人家里晚上灯不够用，要考大学的学生，就跑到天安门广场借着路灯去读书。他看到这几个女孩子，“我想把自己的位置与学生拉平，只能趴在地上拍。我趴在这个女孩子的前面，趴在地下，按着B快门，我也没有办法知道曝光要多少，我在心里数一二三四，数了25下再放开。有意思的是，数了那么久，她们一丝都没有动，要知道如果她们动了一下，照片就会虚了。”这是他的定义：“什么是中国人？中国人能够在33年中熬过25场运动。”他与上个世纪30年代林语堂一样，选择用诚实表达他的尊敬。“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衣衫褴褛，招摇过市，不仅在中国，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诸于世，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他说：“中国是在不变之中激变，要有耐性。”

1976年萧煌奇带着先天性的白内障出生，他来到这个世界，却不知这个世界的模样，四岁的时候他接受了眼部手术，开始可以看见朦胧的大千世界，如正常人一样地生活。可上帝似乎很喜欢开玩笑，高一的一个下午，他和同学在专用篮球场玩着篮球，他站在篮球架下接到同学传来的球，投篮未进，他跳起来抢篮板时却发现原本很大的篮球变成了小黑点，世界变得昏暗，他伸出手，却再也接不到任何球。从天生白内障，到见到光明，再到全盲，人生起落到了让他觉得荒诞的地步，一向乐观的他根本无法泰然地来面对这一切。他害怕，无助，焦躁。幸好他读的是盲校，老师发现了他的不对劲，并开导他说，只要学会怎样生活，找到属于看不见的信心跟力量，眼睛就会无处不在。他用一年的时间来让自己沉淀，学习盲人该学习的一切，当明白所有的悲惨都已成定局的时候，他开始接受命运的安排，而不管他处在什么样的情绪里，始终陪着他的是吉他和那些饱含情绪的音乐。老师和同学，鼓励他参加歌唱比赛，就在这一年，他获得第八届残障人金鼎奖歌唱比赛第一名，他忽然明白自己抓住了老师所说的，那无处不在的眼睛。2002年，他把心里所有的心思都写在一首名为《你是我的眼》的歌曲里，该曲荣登金曲榜，一跃成为KTV排行榜的冠军，没有大的宣传，刚出道的萧煌奇入围了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与“最佳作词奖”，音乐成了他的眼睛。2010年，一首由黄小琥演唱的《没那么简单》在KTV里感动了许多人，也唱哭了许多人，而这首《没那么简单》便是萧煌奇为黄小琥量身创作的。萧煌奇和黄小琥相交已经很多年。多年前，萧煌奇的爸爸为黄小琥家做装修工程，他把爱唱歌却无处施展才华的儿子介绍给黄小琥。听过萧煌奇的歌后，黄小琥非常欣赏，带着他去很多Pub驻唱，说服那里的老板，让他有工作机会。在那段时间，小琥会鼓励安慰他，开车载他去自然美丽的风景区，并用她的眼让他的世界绚烂起来。当然她更欣赏他的音乐创作能力，所以从很早之前就开始向他邀歌，萧煌奇对黄小琥的感谢自然是不需用言语，于是他想用一首适合黄小琥的歌曲来报答她。《没那么简单》，真实地写出了黄小琥的心态，也写出了将近三十岁女人的心情，这首歌在黄小琥出于真性情的演绎之下，席卷了华语歌坛，把他们送上了事业的高峰。萧煌奇从不介意别人叫他盲人创作歌手，他的眼睛虽然看不见，可是心里很坚强很清晰，他是用耳用心去感受别人的感情。从小到大，从家人到社会，有许多的人都给了他无私的爱，他把这些感激化成歌声回报给所有的人。从出道开始，萧煌奇凭借他充满真情的音乐年年入选金曲奖，2008年，2010年分别夺得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演唱人”。而他全部创作的《真情歌》这张专辑获得了最佳台语专辑奖，拿奖的那一天，当主持人念出了“萧煌奇”三个字，这时他看见了无数双支持他的眼睛，这一刻世界就在他的眼前。他获得了成功，找到自信，有了强大的力量，可沉静下来，他最大的愿望还是希望有一天眼睛能再看见，跟自己喜欢的朋友、家人一起环游世界，把我自己的音乐带到世界上每个角落，让更多人可以感受到不同的萧煌奇。

如果说《帝企鹅日记》是关于鸟的史诗，《迁徙的鸟》是关于飞翔的赞美诗，那么《天赐》就是鸟类世界中的小说《活着》。在第四届德国科隆电影节上，中国第一部以鸟为“演员”的电影《天赐》，一举夺得“最受观众喜爱的电影”大奖，成为最耀眼的一匹黑马，其制作团队也成了颁奖典礼上最惹人注目的焦点。然而却没有人相信这部参加国际电影节并最终赢得大奖的影片竟然出自三位非专业电影科班出身的年轻人之手。《天赐》讲述了一只孤独的小黑尾鸥与命运抗争的感人故事。这部关于一只海鸥成长经历的故事片，画面唯美、情节曲折、震撼。国际著名纪录片大师、科隆电影节评委沃尔克·诺瓦克先生对《天赐》给予极高的评价：“用纪录片的拍摄方式完成了故事片的创作，这是对电影的贡献。《天赐》是本届电影节最棒的电影！”对！这部最棒的电影正是由他们完成，他们被朋友们称为三脚架组合，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平均年龄只有36岁，却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然而影片的背后他们的付出又是巨大的，整整七年，三个人把生命中最年富力强的七年都给了故事中的主角“天赐”，熟悉他们的人说他们“疯了”。可是在他们心中这不是疯，是执著、是坚持，因为他们都被“天赐”打动了，从破壳而出，到失去父亲、哥哥、母亲……一只孤鸟，在海驴岛滔天大浪和滚滚惊雷中颤巍巍地成长。生存很残酷，生命很脆弱，生命很顽强，生命还很美好……这几乎就是一部生命勇气和力量的再现。曾经他们的想法很简单，自幼喜欢鸟的导演孙宪，每当从电视里看完外国人拍摄的《动物世界》，他总有一点疑惑：中国的“动物世界”在哪里？终于他们发现了一个离威海市60多公里的海驴岛，小岛离陆地只有几海里，坐船二十分钟左右的路程，海岛周围食物充足，是海鸟很好的繁殖地。每年春夏之际这里聚集着近万只海鸥和白鹭，这里可以说就是中国的动物世界的外景地。也就是从那时起，孙宪有了拍摄一部纯野生鸟类纪录片的灵感。2002年5月2日。孙宪在这“无粮”“无水”“无电”的“三无”海岛上与志同道合的两位好友，开始了艰苦拍摄与创作，只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拍的时间越来越长。计划也从拍一部纪录片转变成一部鸟的电影：没想到拍摄的过程是如此的惊心动魄：更没想到影片是如此的成功……孙宪高中毕业参加工作两年后，考入曲阜师范大学学了几年油画：王建涛当过农民、司机、修理工。后来到济南广播电视学院学习两年摄影。于辉高中毕业后直接跟着孙宪学徒当美工。三人都不是电影科班出身，但身为电影院里的工作人员，放电影多年的经历，看过的数千部电影是唯一也是最好的营养来源。拍摄鸟的电影，鸟儿却不是称职的演员，从不听从导演的安排。鸟的故事必须细心去观察，并用镜头语言去表达。这种在原生态下拍摄的片子，拍摄难度不可想象。一个在影片中几秒钟的镜头，有时需要三个机位拍上半个月的时间。整部片子剪辑完80分钟，却拍摄400多个小时，耗了7年的拍摄时间。拍摄是艰难的，可更困难的是资金的短缺。最初的启动资金是他们拿出了自己的积蓄。三人先后投入了300多万元，最困难时连顿热饭都吃不上。2004年冬，拍摄几乎使三个人陷入了绝境。此时三位“草根”电影制作人，拍摄了几百个小时的素材，但是如何成为一部作品？他们陷入了迷茫。电影剧作家袁学强在看了他们的素材后，建议拍一部关于鸟的电影。要出一部电影仅仅是第一步，编剧本、做剪辑、配音、配音乐、制作、发行，每一个环节对孙宪和他的团队来说都是难以逾越的高山。在屡屡碰壁后，从没有学过电影制作的孙宪平生第一次当起了导演，和同伴们边摸索边制作，长达400多个小时的素材每天翻来覆去地看，根据素材，剧本有了，一个小黑尾鸥的成长之路渐渐成型。影片最终定名为《天赐》，有人说《天赐》名字太平凡，但孙宪最终没有改。因为在拍摄过程中。大家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这种幸运是天赐的：拍摄的黑尾鸥也是天赐：还有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这些都是天赐的。所以“天赐”这个名字最能传达出他所要表达的主题。2008年1月24日。这部电影获得了国家电影局的摄制许可证，有着影视圈才女美誉的徐静蕾友情为《天赐》配音，青年歌唱家谭晶为影片演唱了主题曲。2009年10月13日，国家广电总局给《天赐》颁发了公映许可证。至此，被朋友认为是“疯了”的孙宪带着他的摄制组在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梦想。7年艰苦的拍摄，并不都是困难和苦涩。长期的拍摄，使他们渐渐走进了鸟的生活。那些感人的画面，震撼着他们的心灵，给他们带来无比的快乐！被鸟儿的顽强生命鼓舞着，一下子所有的烦躁都不复存在了。最后撤离海岛的时候于辉对孙宪说：“下辈子如果你还要拍鸟，那我就做只鸟，你想怎么拍我就怎么飞……”影片获奖的消息传到国内，让很多并不看好这部电影的人很吃惊，毕竟这是一个有些远离社会热点题材的故事。而拍摄《天赐》的三个人，也绝非艺术家或科学家，他们仅仅是一群普通人，几个电影院的美工。可是他们做到了。可能越是从普通人身上，我们越能感觉到这股来自内心的力量，尤其是在它被海驴岛上的黑尾鸥唤醒后。关于拍摄片子的初衷，孙宪说：“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出自对鸟类单纯的喜爱。七年零距离地融入黑尾鸥的世界，让我们找回了对生灵应有的尊重和对自然应有的敬畏。生命是平等的，生命都有尊严，哪怕一草一木都应该尊重，我只是想讲述一个关于生命成长的故事，把看到的鸟世界里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2011年1月21日，《天赐》在全国公映。坚强的小天赐打动了太多人的心。带着一个飞翔的梦想，顶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凭着超过常人的毅力。七年磨一剑，一部温暖生命的电影最终诞生在了三个小人物的手中，创造了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他们的故事如同《天赐》一般，同样让人感动、让人敬佩、让人羡慕、更让人尊重。只要坚持，小人物同样也会成就人生大奇迹。

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在以一种近乎偏执的方式追求外形的完美。然而，有个女孩并不完美，却成了美丽的代言人。6月8日，妮可·凯利摘得“美国小姐”爱荷华州分赛区桂冠，成为新一届的“爱荷华小姐”。这位选美冠军是一名残疾人，左臂只有半截，但她灿烂的笑容不带一丝忧愁。“我的确是残疾，我参加选美，就是站出来告诉每个人，也许我们外表不同，说话方式、行为举止也不尽相同，但我们都能做得很棒。”对于身体上的不完美，凯利从小到大一直都不回避。23年前，小凯利出生时左臂就只有后半截。尽管如此，父母依然对她宠爱有加，凯利也因此养成了活泼乐观的性格。小时候，每当小伙伴问凯利，为什么她的左手只有半截时，凯利总是坦然地开玩笑说：“另外半截被鲨鱼咬掉了呀。”从小就习惯被别人注视的她，比一般孩子更加大胆、勇敢，不管是男孩的项目——棒球，抑或是女孩喜欢的跳舞，凯利几乎样样擅长。“我的世界里没有‘不行’两个字，没有什么是我不敢尝试的。”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凯利发现了自己的兴趣和热情所在——舞台。“在舞台上，我能够抬头挺胸、自信满满地做自己。在这里，我允许别人盯着我看个够。”2012年5月，凯利从内布拉斯加大学导演和戏剧管理专业毕业。她先是奔赴纽约，在百老汇的曼哈顿剧院实习，后又到芝加哥古德曼剧院实习。她渴望有一天，能在百老汇担任舞台监督。凯利以前从未想过自己会登上选美的舞台。“我根本没憧憬过这条路。”虽然如此，当她得知选美比赛的消息时，这位从不拒绝尝试的女孩自然也不会错过。“当时我想，为什么不呢？这样更多的人就能听到我的声音。我觉得我能够做到，也会乐在其中。”2013年2月，凯利开始为选美紧锣密鼓地训练。4个月中，除了遵守严格的饮食规律外，凯利的训练无微不至，从穿高跟鞋走路、回答问题，到发型、服饰、拍照姿势，甚至包括笑容的幅度。凯利的努力没有白费。历时3天的比赛中，凯利的阳光、乐观与机智一次次让评委刮目相看。才艺表演时，她以高亢的嗓音唱出音乐剧《女巫前传》的经典曲目《反抗引力》，全场仿佛听到了她的心声：“我要反抗引力腾飞，谁也不能阻止我。我不要再认命，就因为别人都说本应如此。也许有些事我改变不了，但若不去试，我怎么能确定！”荣膺“爱荷华小姐”之后，凯利迅速被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ABC（美国广播公司）等知名媒体包围，要求采访，都被凯利拒绝。她说：“之所以参赛，我是要证明：残疾人和普通人一样，普通人做得到的，残疾人也做得到。”美国小姐“赛事已经举办92年。13年前，天生没有左手的女孩沃希吉尔当选”爱荷华小姐“，虽然没有在总决赛夺冠，但她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不久前，她刚刚被授予杰弗逊奖，这个奖项专门奖励那些为社区和公共服务做出贡献的人。对凯利来说，无论”美国小姐“还是”爱荷华小姐“，都只是一个起点，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76岁开始拿起画笔在美国，有一位妇孺皆知的老太太。她的全名叫安娜·玛丽·罗伯逊·摩西，但大家尊敬地称她“摩西奶奶”。她生于纽约州格林威治村一个贫穷的农夫家庭，母亲生育了10个孩子。摩西童年时代只受过零星的教育，12岁就离开父母在别人的农场打工挣钱，补贴家用。27岁时，她与托马斯·摩西结婚，这名来自弗吉尼亚州斯汤顿的男子也是农场工人，两人都在斯汤顿谢南多厄河谷的一个农场工作。像母亲一样，她也生了10个孩子。后来摩西太太重回纽约州，在离出生地格林威治村不远处的伊格布里奇一个农场居家过日子，一晃近20年。她整日忙于擦地板、挤牛奶、装蔬菜罐头等琐事，还抽出时间刺绣乡村景色，并以此为乐。丈夫去世后，她在小儿子的帮助下继续操持农场。后因年事已高，只得退休和女儿生活在一起。摩西太太76岁时患上关节炎，双手因疼痛而不得不放弃刺绣。但酷爱艺术的她并没有善罢计休，开始拿起画笔。摩西太太在当地展览自己的绘画作品，女儿还将她的画带到镇上的杂货铺里寄售，每一幅只卖2—3美元。就是这些微薄的收入，也许可以为她含辛茹苦抚养的11个孙辈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费用。一天，艺术收藏家路易斯·卡多尔被陈列在杂货店橱窗中的作品吸引，颇感兴趣买了下来，而且提出想多要几幅。为了帮助才华横溢的摩西太太，卡多尔将她的作品带到纽约画商奥特·卡利尔的画廊。从此，摩西太太在当地美术界的名气越来越大。80岁举办个人画展摩西太太年过80时，在纽约举办个人画展。此事成为一大新闻，引起轰动。从此以后，她变成了名人，每天收到大量的问候卡。她的作品在艺术市场火爆热销，供不应求。在多次比赛中，摩西太太成为获奖“专业户”。由于电台与电视台的采访报道，她的知名度超过别的艺术家。在公众眼里，摩西太太最使人感动的是她挣脱年龄羁绊和突破教育限制的孜孜追求，最令人羡慕的是她取得的巨大成功和幸福的晚年生活。尽管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艺术训练，但对美的热爱使她爆发了惊人的创作力。对于一位年过7旬的老人，在随后20多年的绘画生涯中创作1600幅作品确实不易。她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从临摹柯里夫和艾夫斯的图片和明信片开始，随后根据自己早期的农扬生活进行创作。摩西太太的作品丰富多彩，有对童年时代乡村景色的描绘，有对个人生活的记录，有对过往的伤感怀旧，有对永恒东西的向往……摩西奶奶的风景画善于捕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境，体现出季节、天气和时间的细微差别。她通过自己的发现和感悟，用画笔创造出一种别样的精彩人生，让人们看到了奋斗与战功的希望。摩西太太上过《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封面，作品在一流的纽约现代美术馆展出过，被大都会博物馆和白宫收藏，个人画展从美国办到法国和英国等地。在摩西奶奶百岁时，纽约州将她生日那天命名为“GrandmaMosesDay”，给予了极高的荣誉。摩西奶奶101岁逝世时，美国邮政特地为她发行邮票，表示纪念。这位百岁老人一生留下千余幅油画作品，代表作有《过河去看奶奶》、《捉感恩节火鸡》和《戚树园里的熬糖会》等，从这些题目就不难领略到她质朴无华、与众不同的“乡土气息”。说起来也许令人不可思议，其中20多幅是在过完100岁生日之后创作的。100岁为人指点迷津在2001年华盛顿博物馆举办的“摩西奶奶在21世纪”展览上，有国内外收藏的她的87件经典画作和遗物。其中摩西奶奶1960年寄出的一张明信片格外引人注目，吸引了许多观众特别是年轻人驻足停留，凝视沉思。明信片虽小，却向人们讲述着一段震撼人心、发人深省的故事——在日本，有一位名叫春水上行的青年，在札幌医学院毕业之后，到医院当外科大夫。然而他从小就酷爱文学，怀抱着当作家的梦想。怎么办呢？是放弃这份收入稳定但自己厌倦的职业去追求心中的目标，还是凑合着当医生了此一生？十分纠结的春水上行决定向仰慕已久的摩西奶奶求教，请她指点迷津。读了这位28岁年轻人的来信，老太太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自己的人生经历，心里感慨万千。虽然已经100岁了，但还是坚持要给小伙子回信。她在一张空白明信片上画了一座象征着丰收的谷仓，写下了“做你喜欢做的事，上帝会高兴地帮你打开成功之门，哪怕你现在已经80岁了。”的赠言。收到明信片后，春水上行看到了奋斗与成功的希望，重新点燃生活的热情之火，以摩西奶奶为榜样，终于在文坛上一举成名。他便是如今日本的著名作家渡边淳一，创作了包括《失落园》、《光与影》和《遥远的落日》等在内的50部长篇小说及其他作品。一位名人说得好：你最愿意做的那件事，才是你真正的天赋所在。人到底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没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我们想做，就从现在开始。有人总埋怨：“已经晚了”，实际上，“现在”就是最恰当的时候。对一个真正有追求的人来说，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是年轻的、及时的。摩西奶奶的经历告诉我们，不论年纪多大，追随梦想，你就可能成功。

欧阳夏丹说，她的家乡桂林是个适合生活的地方。漓江的柔美，象鼻山的意趣，城市环抱着山水，青翠蕴含着灵秀，这个被桂林山水滋养出的南方女子，浑身透着一股灵气。她才气逼人，气质绝佳，似乎每次出现就是为了让人眼前一亮。有人说，这样的女子总是更容易被幸运女神眷顾。上高三的时候，老师告诉她北京广播学院正好要在桂林招生，鼓励她去报考。考试在省广电局，那年有几千人报考，最后只录取了她一个。临近毕业，上海电视台到广院选人。尽管欧阳夏丹长相并不出众，但台长亲自拍板，说：“她的内涵会给新闻节目注入一种新鲜的血液。”而当时广院已经决定保送她读研究生，去上海就是违约。上海台无怨无悔地为夏丹向学校交了“悔约金”，广院也为她保留研究生入学资格两年，幸运得一塌糊涂。4年后的2003年，央视二套经济频道在全国各频道“海选”主持人。二套节目组负责人每天从早到晚开着电视机，充当星探。又是欧阳夏丹，这个笑似飞花的女子，再次让人眼前一亮，试镜之后成为入选者中的首选。为什么她总能碰上“好事”、一帆风顺呢？就在别人羡慕嫉妒的时候，欧阳夏丹却没有时间春风得意。当更多人对“不屈不挠”的精神赞赏有加时，她却更看重第一次的成功。因为正是很多“第一次的成功”，才让她顺利走到今天。她一上初中，爸爸就开始生病住院，还要做化疗，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明显缩水。这让调皮爱玩的欧阳夏丹突然清醒了，“好像一下子懂事儿了”，从初一开始，成绩就突飞猛进。但改变她一生的还是班里的一次演讲比赛。看她光知道学习，不爱参加集体活动，班主任罗宗昌就鼓励她参加班里的演讲比赛，还耐心地陪她一遍遍地练习。结果，她在全市获得了演讲比赛第一名。这第一次成功给了她巨大震撼：原来自己有这么大的能量、这么大的潜力！从此，她一发而不可收，初一到初三，连续三年获全市中学生演讲比赛第一名。高中学习紧张而充实，她又参加了学校排的话剧《项链》，并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这次成功让她更加自信，也明确了自己的兴趣倾向。所以，她才会有足够的勇气去报考北京广播学院，并在几千人中脱颖而出。在广院，她的文化课成绩是第一名，但专业一般。毕竟，在语言能力上，北京的同学有明显优势。但她并没有“认命”，每天清晨6点，她就起床，到学校的操场上，对着白杨和核桃树练声。到了第二年，没有老师督促，坚持练声的同学也少了，而她还一直坚持着。因为坚持，大二时，她的文化课还是第一，而专业课已到中上水平。老师总是喜欢进步快的学生，于是推荐她去主持学校艺术节的“歌手大赛”。这让她感到颇为紧张，因为广院的学生普遍都很活跃，在这类场合会动不动就起哄、喝倒彩。但是那晚，同学们一直安静地看节目，没有人起哄鼓倒掌。她再次靠自己的实力，在广院取得“第一次成功”。这也让她更加自信，更加从容，后面的成功就顺理成章、接踵而至了，甚至有些争先恐后。更大的成功意味着更多的付出。每天凌晨4：30，两个闹钟加一部手机把她唤醒，唤醒她进入工作状态。不管雨雪风霜，她都要直奔自己的岗位。即便已成为央视“新锐主持人”的代表，欧阳夏丹依然没有止步，又在分阶段地制订一些学习计划，补充一些新鲜的知识，加强英语学习，向一个双语主持人的目标迈进了。第一次成功很重要，而不断争取“第一次成功”，其实就是蓄势待发、厚积薄发。成功也正因如此才会可持续发展。

1963年，17岁的少年比尔·克林顿在白宫玫瑰园里，见到了肯尼迪总统。握手的一瞬间，他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我也要做白宫的主人。此后，克林顿却连续三次放弃去华盛顿。1973年，他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华盛顿一些政治大佬看上了他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戈文助选的经历，邀请他去工作。克林顿考虑了十天，拒绝了，他厌倦了给别人拉票。碰巧，阿肯色大学法学院需要一名助理教授，他决定去做教书匠。1974年，他萌生了参选阿肯色州联邦众议员的想法。此时，一个名叫约翰·多尔的老朋友打来电话：“我现在是联邦众议院首席顾问，负责调查尼克松总统是否应受弹劫一事，需要年轻律师，快来华盛顿吧。”这一次，克林顿只考虑一天，就谢绝了。约翰·多尔十分震惊：“你犯了个愚蠢的错误。这是弹劾总统！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历史性机遇，你居然放弃？”“全美国有才华的年轻律师都愿不惜代价为您工作，而除我之外没有一个年轻人愿为阿肯色而战斗。”克林顿礼貌地挂断电话，投入联郑众议员竞选中。他每天工作18个小时，跑遍全州21个县。在每个偏远的小镇，他走进商店、咖啡馆、加油站甚至殡仪馆。“我喜欢一对一地‘零售’政治。这些小店主和殡仪员，认识镇上全部的人，他们就是最重要的选票。”结果，首次参选的他得到48％的支持率，但老资历的共和党人还是赢了。1975年底，支持者们怂恿克林顿再次参加国会议员的竞选，“去征服华盛顿政治圈”。一个小时后，克林顿就说了“不”。“既然我想为阿肯色做事，不用做国会议员，做别的也行。”他决定竞选州检察长，这次他成功了。1978年他又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州长，并获得五次连任。1992年，从未在华盛顿政坛“混”过的克林顿，成为白宫主人。回首往事，他说：“决定人生的并不是你选择了什么，而是你选择放弃什么。如果当初我去了华盛顿，我后来根本不可能当选总统。”

2013年9月可以说是“张译月”，先是与海清搭档主演的电视剧《抹布女也有春天》热播，这部剧还没播完，与孙俪主演的《辣妈正传》又在各大卫视黄金档播出，网友大呼“老公不够用”，“张译很抢手”。有网友说：“国产婆媳剧是被张译垄断了吗？每次换台就看他换个老婆。”一时间，张译被誉为“中国好老公”。可是，初见张译的人，会纳闷他怎么会是演员，又怎么会这么红？因为他的外形淳朴无心计，而且性格太过内敛。但就是这样的张译却用他精湛的演技，将那些小俏皮、小心思、真情流露处演绎得淋漓尽致，有时候你都会觉得那是镜子中的另一个我，那么真实。这个“小眼睛男人”用他稳稳的奋斗，终于赢得了众人的认可。“吊丝”战士，很单纯从《士兵突击》中的史今、《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疯魔太爷孟烦了，到《新上门女婿》里那个挑战强势丈母娘的一根筋女婿田冲、《北京爱情故事》里的奋斗男石小猛，再到《抹布女也有春天》中的吴桐、《辣妈正传》里的新好男人的代表元宝，他的角色千变万化，却无一不让人印象深刻。正如美好的故事都离不开曲折，张译的演员之路也不是水到渠成的。他并不是那种十分热爱表演一早就立志成为演员的人，相反，甚至有相当一段时间还瞧不起表演。自从张译出生，父亲就玩命挖掘他的优点。听人说他嗓子好，就让做音乐老师的母亲教他识谱，唱不同民族风格的歌曲。一有亲友聚会，就逼他当众唱歌。偏偏张译从小脸皮薄，怯场，一上场就口干舌燥，手心冰凉。每每在大家掌声雷动两三次后，都只听见爷儿俩相互指责的声音，而不是他的歌声。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每每登台前5分钟，张译都会有“濒临死亡”的体验，腿抖，手抖，麦克风抖，把麦克风靠在前胸，衣服抖。他说，害怕露脸，这是不自信的缘故。虽然胆小，但儿时，张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播音员。高二，试着考了一次北京广播学院，专业第一，有了自信；高三再考，被少数民族同学加分占了名额。17岁，理想破灭，手里握着居委会大妈送来的“待业青年证”。两年后，去北京参加文工团表演类学科的考试。他找来一辆破自行车，骑车到北京广播学院，想看看自己痴迷了5年的地方究竟神圣在哪里。一路逆风，骑了两小时，整个人像一只帆。在广院，张译把教室走遍，趴在后窗看着老师们讲课。来回走，连厕所也没放过。最后走出大门，一拍胸脯，“广院，不过如此！”骑车回去，又是逆风，“扬帆”3小时。回到驻地，大病3天，广播梦就此断了。待业了一段时间，来了一个机会，他上了哈尔滨话剧院的自费学员班，学费3万元。话剧在他的少年期留下过惊恐的回忆，那出戏叫《赖宁》。他坐在第一排，看到演员化得红红白白的面孔，表现山火袭来时放起了干冰，烟雾弥漫到观众席，很冷。这个印象一直延续到一年后观赏了另外两部话剧：《地质师》和《一人头上一方天》，他为话剧第一次流下了眼泪，才知道话剧不都是那样的。1997年，北京战友文工团20年来第一次招生，张译蠢蠢欲动，但有人告诉他，军艺毕业后无非也是分配到“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军区文工团）。可张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报名了。他清楚地记得怎样换乘公交、地铁和黄“面的”。穿过一片麦田和垃圾场，吃了满口黄土，春天，张译经过一通土路颠簸来到战友文工团所在的八大处，绿门绿窗红墙灰地和绿军装。想想他的单位，紧邻市中心索菲亚大教堂，有着天鹅绒幕布的哈尔滨话剧院，张译简直要退缩了。考完试回到哈市，又要交学费了，他们家已经欠账3。5万元，为了躲避老师追讨，张译每天上课晚来早走，几次还是被班长堵上。等待了两个月，他忍不住打电话给战友文工团，那边告诉他：你声音不错，其他差点，我们还有两个自费生名额。这个自费生学费一共4500元，相当于话剧院一年的学费，但自费生不但没有津贴，还要交几千元的置装费，从茶缸到鞋垫，都要自费，家里又欠了一大笔外债，张译成了“吊丝战士”。他表现得极为勤快，16个学员里有两个自费生，他这个自费生头半年就当上了班长。大年三十拴着绳子通垃圾道和厕所，用自己的脸盆倒完粪便和灰土，晚上拿开水、洗涤剂、二锅头三遍消毒后继续用这盆包饺子。新兵头一个月不让洗澡，第一次进澡堂时看到每个花洒下都排了10个老兵，大池里的人只能站着，当他等到老兵差不多出去了，就去洗淋浴。刚抹上肥皂听到紧急集合号，带着一身肥皂泡的张译和全排战友一起急行军，负重20多公斤，他除了装备、八一步枪，还背了一口大锅。那天是大年初一，到了终点他们把身体埋在一尺多厚的雪里。“部队某些方面会催你成长，某些方面又特别单纯，我到现在没有进过迪厅。”那种生长是简单的，或许是粗暴的。张译对那段生活充满了感激。被抛弃，却不放弃张译和表演课代表早恋了，队长放言：只要被他逮到一次俩人都开除。只有一部分学员能提干，于是总有积极的线人向队长汇报：张译又和那女孩单独相处了。有次他俩在一个屋里，队长一脚踹开门，屋里只有女孩，张译就躲在门后。另一次全班在食堂地上睡午觉，他和姑娘在女厕所里幽会，队长接到线报猛敲门。开门后又是只有姑娘一人，张译奋力取下了窗户上的铁栏杆，钻了出去。等队长赶回食堂，他已经躺在地上装睡，还流着口水，这一刻他的表演天赋全激发了出来。可是，张译却一直没戏可演。虽然也抽到过两个小品的表演机会，但总是“特别倒霉”地落了空。好不容易轮上一次，却因为紧张发挥得不好，处女秀以失败告终。同学们都演上主角的时候，张译的“主业”是在下部队的晚会中演双簧，偶尔也兼职主持人，并且负责装台卸台等一系列“副业”工作。2000年，领导很兴奋地跑来告诉张译一个“好消息”：他可能被提干，去政治处当干事！因为张译的字写的不错，而且速度快。好消息却让张译觉得“挺五雷轰顶的”。他打电话回家求助，不想父亲很快给他寄来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本《公文写作的实用技巧》，还是1970年代出版的，我当时真是哭笑不得。”“于是我决定不好好表现，不过这分寸很难把握的，既要让领导不开除你，又觉得你确实不适合军队的文职工作。”毕业的时候，张译如愿地没有进政治处提干。没有戏演，又没有活干，张译说：“那个时候，我真的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所幸的是，“被抛弃”的张译还是能从文字中找到证明自己的快感。除了写会议纪要和报告，张译还有一个副业是写晚会的串场词，单位大大小小的晚会几乎都出自他手。在写了太多他觉得没用的东西之后，张译终于决定，自己要写个剧本。“其实我写剧本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我老没戏演，所以想不如自己写个剧本给自己演吧。”单位小品大赛前，张译写了处女作，是一个短剧《文小姐和武状元》，讲一个城里的千金小姐和偏远部队军官的爱情故事。剧本被很多人看好，但小品最终没能演成。不服输的张译铆着劲地把剧本送到了《剧本月刊》，编辑很赏识地刊登了。“我特别解恨地拿着杂志去找了团长。”拿着600块的稿费，张译和演出团的哥们一路上就把钱吃了。演戏的梦想越来越远，张译开始觉得写作也是条道路。“我爱的是戏剧，不仅是演出。虽然剧本是一个人的战斗，但有时候一个人写到半夜，一边哭一边跪着写的状态也会让我觉得着迷。”2004年底，在一个短剧得了全军比赛的大奖之后，张译被推荐单独创作一部小说改编的20集电视剧。“前后忙活了五六个月吧，写到18集的时候，制片人忽然说不要了。”张译当时很受打击，“那时候每个月千把块的工资，要买书买资料缴话费。房子是借朋友的，他一回来我就得挪地，门口有6块钱的石锅饭，我每天吃那个，加一个鸡蛋是7块钱，我真不敢加。”死角之后，便是光明团里外聘了一位老导演拍一部电视剧《红领章》，这位导演在2001年用过张译跑龙套，对他印象深刻。当她从学员中挑出他的照片时，团长却说“他演戏就是个死啊”，请导演再考虑一下，老导演坚持把张译定为男三号。这时张译已经接到康红雷的副导演的试镜电话，也是男三号，为了向团里证明自己，他推掉了，以团里的工作优先。谁知团里又换了新导演，张译的男三号被拿下，改作场记。他和团长说：“外面有戏找我，康红雷的《民工》。”可团长根本不相信这件事。被团里否定后，他厚着脸皮又去打电话给康红雷的副导演，委婉表达想去现场看看，人家很大方地说角色还没定。他一身军装，在楼下仰头看着剧组租的公寓和制片人张纪中的车，发出一阵阵土包子的啧啧声。拍《民工》的时候，副导演向张译转达康红雷的意思：你和你的对手女演员是所有演员里表现最差的，你们拿着纸、笔去剪辑房学习一下别人的表演。在剪辑房里张译迷茫了，他以为表演就应该像生活里一样自然，但他看的片段都是他认为过火的表演方式。直到看完成片，康红雷有天对他说：“你演得最好。”因为现场表演和完成片是两回事。第二个肯定他的人是陈建斌，《民工》播的时候，张译在《乔家大院》里演陈建斌的跟班，一个戏份特别少的角色。陈无意中看了电视，第二天抓着他问：“昨晚放一电视剧，里面一演员特别像你！”知道是他后，陈建斌和导演胡玫说：“你看了《民工》没？他为什么会演现在这个角色？”陈建斌为张译抱屈，胡玫只好说：“我错了。”以前在团里总被否定，越否定越不自信，越怵舞台，形成恶性循环，有了外界的鼓励，张译渐渐进入了正常的状态。2006年，他写下了长长的《我的请愿书》，向康红雷表达想要加入《士兵突击》剧组的愿望，其实那时康导已经定下他演史今。而此时，被团里认定“演戏是条死路”的张译，却成为面临改编的文工团的重点保留对象：相比于他的演戏天分，他的创作才能更被团里肯定。“团里需要编剧，如果我一年之内能完成三四个小品剧本，就准我外出拍摄《士兵突击》。”此时，距离《士兵突击》开机不到一个月。张译清楚，自己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面对始终热爱的表演事业，张译打起了《转业报告》。当他把转业报告递上去后，政委哭了，不同意。可张译已经下定了决心。递上转业报告的第二天，他踏上了去昆明的火车，拍摄《士兵突击》。6月回北京，在天安门完成最后一个镜头，那天他接到战友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转业，批了！”借着《士兵突击》中的史今转业，他大哭了一场。《士兵突击》后，张译出名了。出名，容易导致自我膨胀。坚持说自己不是名人的张译直截了当表示：“谁膨胀了，谁的艺术生命也就到头了。千万别觉得自己是在高处。没起来过，也就不存在摔下去的危险。”那之后，张译的片约不断，《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雪花那个飘》、《北京爱情故事》等等。尽管成名对于张译来说来的有些晚，但是用张译自己的话说，“安逸当中出不了艺术”，从当年的“吊丝”到现在的炙手可热，张译靠的是他超强的耐力和稳稳的奋斗，虽然过程充满了曲折。任何一种成功，需要机遇，但绝无侥幸.

他6岁开始“创业经商”养家，12岁创办自己的公司，14岁成为百万富翁，20岁出书教人如何创业。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就是当今美国最年轻的百万富翁、著名的“商界神童”——费拉——格雷。他用短短8年的时间就取得了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达到的成就。小格雷自记事起，就觉得单身的母亲好像从来没有休息过。他睡觉时，妈妈还没有睡；他睡醒时，妈妈早已经起床了。日久天长，小格雷真切地感受到了求生的艰难。后来由于劳累过度妈妈心脏病发作，小格雷对妈妈说：“我一定要做些事情来帮您！”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个才6岁的孩子，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他能帮什么忙呢？更何况，在美国雇佣童工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格雷在到处碰壁后仍没有灰心丧气，他坚信世上无难事，自己一定能想出办法来帮助母亲。既然求别人不行，不如自力更生。可哪里才有适合自己的赚钱门路呢？他天天观察思考，时时寻找灵感。终于有一天，他发现了“新大陆”——他家的街道上到处是圆滑的石块，如果将这些石块变废为宝，岂不是财源滚滚？可如何变呢？他经过深思熟虑，按照当地人的风俗习惯，挑选一些漂亮的石块涂上美丽的颜色，写上祝福的文字或是画上吉祥的图案，然后挨家挨户敲门去推销自己的“产品”。每到一家，他大声地敲门，大方地跟大人们握手。然后有板有眼地推销：你愿意买下这块“幸运石”吗？虽然便宜，但作用不小，它能用来做镇纸、压书具或者门脚夹。人们往往会疑惑地问他，这不是街道上那些小石头吗？小格雷眨着眼睛，毫不隐讳地解释说：“是的，但是您没发现它跟以前躺在街道上的模样不一样了吗？”人们再看眼前这些石头，忽然觉得真的很可爱，在佩服这个小机灵鬼的同时，也乐意买他的“幸运石”了。8岁的时候，格雷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协会，叫做“城区街坊经济企业协会”，这是一个鼓励年轻人创业的社区组织，会员也大多是一些贫困家庭出身的儿童。格雷设法获得了一些当地商人的捐赠，用于交通和租用开会场地的费用，以便让穷孩子们聚在一起学习经商的方法。靠着筹集到的款项，格雷和他的小商会开始推广自己的业务，包括售卖小饼干和礼物卡。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他学习如何创业的第一课。几年后，格雷的创业经历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他还得到了一份播音工作——获邀在当地电视台的一个脱口秀节目“后台直播”中担任主持人。这时格雷虽年仅12岁，但他已经能在观众面前不无幽默地侃侃而谈了。他的名声逐渐大了起来，开始有人预约邀请他进行一些演讲，每次的出场费高达数千美元。在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和一定的市场营销经验后，格雷创办了属于自己的一家食品公司。他自己用火炉制作糖浆，倒进瓶子里，然后送去给包装工人，并且设法找熟悉这个行业的人来指导他。靠着这家食品公司和其他一些资产，14岁的格雷正式成为百万富翁，创下了美国商界的传奇。20岁时，格雷又根据自己的创业经历写成一本书。索尼影视娱乐公司知道格雷的故事后打电话给他，希望投资将他的故事拍成一部电影。格雷之所以能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变成美国最年轻的百万富翁，就是源于他有一双能从别人不会注意的细微事物中找到商机的“慧眼”。其实对微小事物的仔细观察，正是事业、艺术、科学以及人生各方面的成功秘诀，只要用心去思考，认真感悟细小事物，人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运石”。

他是一个平凡的维吾尔族汉子，外出务工，以卖烤羊肉串为生。然而，近十年的时间里，他却用辛苦积攒下的10多万元，资助了上百名贫困学生。这个汉子，就是来自新疆的“草根慈善家”——阿里木。阿里木在“中国网事？感动2010”的颁奖现场“把钱花在最需要的地方，才是物有所值。”阿里木是一个身材壮实的新疆汉子，生活十分简朴，20元的土布褂子，8元的布鞋，他一穿就是好几年。他喜欢吃水果，为了省钱，却总是挑快烂了的买，削掉坏的再吃。阿里木的饭食也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经常是一个馕（或两个馒头）外加一杯水就能打发。这样的生活，阿里木却过得很满足。有人对他的行为表示很不理解，阿里木反问：“有很多钱快乐吗？我不觉得！我现在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把钱花在最需要的地方，才是物有所值。”卖烤羊肉串的阿里木“我读书不多，只会烤羊肉串，绝不能让那些贫困的孩子们和我一样。”阿里木出生在新疆和静县的一个贫困家庭里，父亲是供销社职工，一家9口，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读到高二时，家里实在供不下去了，懂事的阿里木选择了辍学参军。长大后，历经生活艰辛的阿里木十分尊重文化教育，他的心里存有一个朴素的信念：只有教育才能改变人的命运。他起早贪黑、省吃俭用，省下的钱全部用作慈善。据当地报纸不完全统计，10年来，阿里木卖烤羊肉30多万串，利润10多万元，其中近八成捐给了贫困家庭的孩子。受他捐助的200多名孩子中，有10个孩子考上了大学。阿里木和他资助的学生“我喜欢卖羊肉串，我会继续卖我的羊肉串，去帮助更多的孩子上学。”如今，阿里木已经当上了“阿里木餐饮印象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他开始谋划，要帮助家乡的年轻人创业、安家，让正宗的新疆羊肉串香飘内地。他琢磨着，用10年时间，在他生活的贵州毕节市建一所学校，让那里的留守儿童接受好的教育。

小时候，每个人都有伟大的梦想。有人想造飞机，有人想当科学家，有人想做商界精英，但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人在追求了5年、10年后，往往就会离梦想越来越远，最后只能举手投降，被功利的生活改造成“顺民”。然而，你可能不信，河北省一个农民，因为坚持从小立下的造车梦想死不放弃，直到40岁结婚成家后，这个造车梦想仍不断地刺激着他的神经，在几乎没有可能、没人相信的情况下，他居然顶着各种压力，以山寨智慧造出了3辆F1赛车和2辆老爷车，不仅神奇地成为了资产千万的富翁，而且因为造车，还迎娶了一个漂亮女孩！众所周知，F1赛车是世界上最贵、科技含量最高的车种。这种连许多专业汽车厂都难以制造的赛车，他为何能在一没技术、二没设备、三没资金的情况下造出来？他坚守梦想40年，在许多人都放弃梦想的时候，他何以守得云开见月明？他疯狂造车的背后，带给我们的是怎样的灵魂震撼呢？7岁埋下造车梦40岁的下岗工人要造F1赛车赵秀国是一个追梦狂人！这个河北省唐山市的农民，他一波三折的命运，都缘于他那个神奇的造车梦。赵秀国今年47岁，父亲是开滦煤矿的一名司机。在他7岁那年，他就对父亲驾驶的那辆大货车充满了好奇。每当父亲驾车回来，他就会左摸右看，缠着父亲东问西问，一心想搞懂这个庞然大物是如何飞驶起来的。看得多了，父亲就呵斥他：“看什么看啊！有本事长大后你去造一辆车！”就因为这句话，从此他在心中就埋下了一个造车梦。1976年，赵秀国12岁，也就在这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震撼世界的特大地震，无情地夺走了他父母的生命，而他却侥幸躲过劫难。从此，他对生命有了更深的感悟：人活一辈子，一定要有自己的追求，他决心一定要实现自己的造车梦。赵秀国成为孤儿后，被送往石家庄育红（孤儿）学校。1981年，他初中毕业，进入唐山市橡胶厂轮胎生产车间工作。后来，他下岗了，就和做过汽车修理工的哥哥赵秀顺开了一家摩托车修理铺。1987年，赵秀国结婚。婚后第二年，他有了一个女儿。这时，他压抑在心底的造车梦日益膨胀。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决定先造一辆微型卡丁车试试。然而，造车不是修理摩托车，由于没钱又没经验，造车时，他参阅了大量资料才画出了图纸，然后他照猫画虎地开始了制造。首先，他将暖气管加工成汽车大梁，然后将摩托车的发动机作为汽车发动机，又将快餐店的旧座椅改制成驾驶椅，并用铝制饭盒改制成灯罩，以摩托车链条代替汽车传动带……做完一系列工作后，他焊接好汽车底盘，安装好传动部分和车轮，经过打磨喷漆……终于完成了卡丁车的组装。本来，赵秀国以为造车只要装上4个车轮，安上发动机和方向盘，车就能跑了。谁知，试车后他才发现，这辆卡丁车因为没安装减震器和方向机，他在上面被颠得浑身乱颤。而打方向盘时，他向左边打，车往右边跑，他向右边打，车往左边跑。更好笑的是，车刚跑起来，他就发现只有一个车轮能转动，结果一转弯车就翻了，车轴也断了，自己也被摔得浑身是伤。赵秀国首次造车失败后，吸取了教训的他买来一大堆有关汽车制造的书籍，下大功夫进行研究，这才逐渐搞明白了汽车动力、挂档、刹车和减震系统等原理。之后，他一边摸索，一边制作了减震器和差速器。经过组装、调整和不断修改，他终于造出了一辆看起来有些卡通的汽车。当天，为了炫耀自己亲手打造的这辆汽车，他驾车上了路，并边开车、边按着喇叭，兴奋地狂喊：“都来看啊！这是我造的车！我终于能造车了！”可他正高兴时，一名交警以他没有驾照和车牌照扣留了此车。事后经过解释，交警虽然将车还给了他，但警告说：“这种汽车因为不具备上路条件，不能行驶！”好不容易造出一辆车，却不能上路行驶，亢奋的赵秀国顿时跌入了冰窖。此后，几个村民见他造的车不能用，就打趣说：“我以为造出辆什么车呢！原来造的是一个玩具车啊！”赵秀国深受刺激，不禁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造一辆真正的汽车，让笑话我的人闭嘴。2004年9月，国际一级方程式赛车落户上海。当时，主办方为了配合即将在上海举行的一级方程式大奖赛，特意举行了F1赛车展。F1赛车号称“车中之王”，普通老百姓别说体验，就是摸一下或与车合张影都是奢望。因此，该展览一推出就吸引了上万人观看。赵秀国从电视中看到这幕盛况后，也疯狂地爱上了F1赛车。以后，他在电视里观看F1方程式大奖赛多了，更是被这种以速度著称的赛车深深吸引，欲罢不能。这时，他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疯狂想法——自己动手制造一辆F1赛车，然后利用此车去参加汽车展览，通过这种方式挣钱彻底改变贫穷命运！东拼西凑打造F1车未造成老婆离去然而，一个下岗工人想自己制造F1赛车，在正常人看来，无疑是疯子行径，真要制造难如登天。因为谁都知道，F1赛车是所有汽车中科技含量最高、工艺难度最大的车种，其制造涉及设计、空气动力、机械、电子和装饰等技术难题。国内的知名汽车制造商都不敢轻易制造此车，而赵秀国一无所知，此时已经40岁，正是为老婆孩子谋生的时候，他居然想造一辆F1赛车，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赵秀国的妻子见他又犯了“老毛病”，骂他说：“上次你造车造出一堆废铁，现在又要造车，也不知你哪根神经不正常！”村里一名年轻车迷闻听后，大惊失色地说：“我的天哪！你这不是开玩笑吧！F1赛车可是世界上顶级的赛车啊！别说你，就是国内正规汽车生产商也造不出来，而你想造这样的车不是天方夜谭吗？我敢和你打赌，如果你能造出F1赛车，我就围着村子爬3圈！”但面对人们的质疑和家人反对，赵秀国坚持认为，F1赛车虽然难造，但一个人为了自己感兴趣的事活着，即使梦想不能实现，这个追逐梦想的过程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啊！可是，F1赛车的研制从来都是绝密的，甚至在赛事过程中发生爆炸，碎片也会被车队立即捡走，而赵秀国想靠近赛车量尺寸根本不可能。没有赛车数据，他也就无法设计图纸和搞出赛车模型，更无从下料和加工制作相应零部件。没有办法，赵秀国只好买来F1赛车模型解剖图和各种照片，开始在德国著名赛车手舒马赫驾驶的法拉利赛车的照片上打主意。赛车上，舒马赫的头盔就是他下手的地方。赵秀国有摩托车的头盔，尺寸与舒马赫的头盔相差不大，他先测量出图片上的头盔与赛车的比例，再量出摩托车的头盔尺寸，按照已经得出的舒马赫头盔与赛车的比例，从而推算出赛车的大致尺寸。然而，就算知道F1赛车尺寸，要打造一辆同样大小的赛车仍然是件登天难题，因为F1赛车的零件是各个车队专门打造，尺寸与市面上能找到的零件根本不相通，而即便F1上的4只车轮他能买到，可一只就要1000多美元，他哪有那么多钱？后来，赵秀国只能就地取材，决定用面包车上的轮胎。由于面包车的轮胎较F1赛车的轮胎小，他只能照比例，将赛车的外型相对缩小，最后确定为：车长3。1米，宽1。25米，高1。1米。因为有前两次造车经验，赵秀国实施F1赛车制造时，先用砖头码出大样，外面再用黄土抹出车型模样，然后用石膏固定外形，做出1：5模型后，再用卡尺量出F1赛车的门窗、外壳等尺寸，经修改后做出1：1模型，再画出图纸，按照实际数据下料、加工出赛车的门窗等部件，进行拼装……正规的图纸他不会画，有时脑子里蹦出一个想法，他就立即画在地板上。在这个过程中，因为要对模型不断修改、完善，他在院子里经常敲敲打打，于是很多人就趴在墙头上看稀奇。开始这些人以为他不停搬砖是在搞建筑，当明白是造赛车后，都骂他有精神病，说中国的大公司都造不出来赛车，一个下岗工人竟想造F1赛车，真是疯了！然而，比精神打击更大的是技术难题，真正的F1赛车的悬挂，都是用碳纤维双叉臂加碳纤维推拉杆的独立结构，而昂贵的碳纤维材料赵秀国根本买不起，他也没见过完整的F1悬挂系统图解。于是，他只能按照自己的构思，用焊机和铁锤敲打出一套可调式悬挂非常系统。前悬挂非常难做，既要有可调整的功能，又要兼顾转向和减震功能。他便发挥山寨智慧，将一辆二手面包车上的发动机装在自己的赛车上；减震器则是用摩托车上的，转向拉杆头用的是废旧夏利车上的……但拉杆的长度和悬挂的倾斜角度毕竟很讲究，如果不合适，不但起不到效果还会引发共振等问题，所以，为了达到合适效果，他经常拆了装，装了拆，反复进行试验。那段时间，他每天绞尽脑汁，连吃饭、睡觉和上厕所都在琢磨怎么造车，怎么使用废旧材料。F1赛车的外壳没钱买，赵秀国便拆掉了家里的防盗门，用榔头一锤锤地敲打出车型；为了解决车轴的原材料，他将家里的暖气管拆了，后来又用自行车钢管弯成方向盘，并用电子表造出了液晶仪表……为了造车，他拆了家里的铁床，变卖了冰箱，他的疯狂，自然引发了一场家庭地震。赵秀国的妻子见他整天疯疯癫癫地像着了魔似的造车，就大骂他：“你每天神经兮兮地穷折腾，不挣钱也罢了，竟然还败家，这日子没法过了！”那时，赵秀国的女儿上高一，除了一年要3000多元学费，还要参加各种培训班。当时，赵秀国的妻子在一家小厂打工，月薪只有800元，自从他痴迷造车后，家里生活越来越艰难。后来，她见赵秀国把冰箱也卖了，被彻底激怒的她说：“你要不想过日子了就自己过去，别来连累家庭！”而赵秀国的女儿也哀求他说：“爸爸，你再造车，我在同学面前就抬不起头了，你知道他们说你什么吗？他们说你是一个十足的疯子、一个典型的唐吉诃德……”母女俩这样哭诉，赵秀国也觉得对不起她们，但他转念又想：如果自己就此放弃造车梦想，不仅所有努力前功尽弃，而且会遭到更多人耻笑。为了说服母女俩，他极力解释说：“我造的这种车不是一般的汽车，如果造成了全家人都会过上幸福生活。现在咱们委屈点，将来就会有好日子过啊！”可他无论怎么解释，妻子就是不听，并愤怒地把他赶出了家门。有家不能回，赵秀国就索性住在了修车铺。修车铺没床，他就找来一些稻草铺成地铺。没钱吃饭，他天天以馒头和榨菜充饥。由于他不知悔改，妻子终于死心了，决绝地跟他离了婚。千难万苦不放弃F1赛车终于横空出世祸不单行！2006年1月27日，赵秀国在砂轮上加工一个零件时，由于没采取安全措施，加上睡眠不足，他昏沉沉地突然被飞溅的铁屑崩伤了右眼，当场昏死过去。当时，哥哥赵秀顺见情况危急，连忙将他送到当地医院，但由于伤情过重，医生建议他立即赶往北京救治。腊月廿九，赵秀顺心急火燎地带着弟弟赶到北京同仁医院。到了那儿，医生诊断后说，赵秀国需要手术。可当时手术费要1万元，赵秀顺哪有那么多钱呢？走投无路之际，他向北京的一个朋友求救。这个朋友叫曹全兴，是赵秀国在地震时同时逃生的患难兄弟。曹全兴获悉此事，当即给了他1万元。可赵秀顺拿着这笔钱准备为弟弟交手术费时，赵秀国却出乎意料地说：“我眼睛瞎了一只，还有一只。如果这钱花了，造车梦就完不成。大哥，这钱绝对不能花呀！”弟弟的话一出口，赵秀顺就感到无比震惊。作为哥哥，他虽然被弟弟造车的执著感染，但他绝对没有想到弟弟竟如此疯狂，连眼睛都不治，一心要造车！他含泪劝弟弟：“难道造一辆赛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赵秀国说：“为了实现造车梦想，我把那辆卡丁车毁了、婚也离了，还被人笑话，要是我再造不出这辆车，一辈子就只能受穷了。眼下，我已没有办法筹钱，这笔钱对我太重要，我决不使用这笔钱！”就为了这事，兄弟俩吵了起来，后来，僵持不下，赵秀顺含泪拿出1000元，让医生为他的右眼穿透伤、伴玻璃体积血进行了处理，随后，医生给他开了一些药，嘱咐他尽快手术。那天，回家的路上，赵秀顺当面劝慰弟弟，背后却不停抹眼泪，他暗暗发誓，就为了弟弟的这份执著和坚持，他也一定要助弟弟完成这个疯狂的造车梦想！世上不缺有梦想的人，唯缺始终不渝坚守梦想的人。赵秀国执著造车的事传开后，唐山市一个汽车修理厂的老板被他的精神深深震撼，于是为他提供了全套修理工具，并免费让他使用各种设备。当地一家医院得知赵秀国的遭遇后，也免费为他治疗了眼睛。他的眼睛虽然没有恢复原有视力，但已无大碍。这样，在大家的帮助下，赵秀国和哥哥此后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了F1赛车的组装。F1赛车组装完成后，赵秀国再使用三角架、排风扇和气泵进行复杂的风洞实验。为了观察气流流经赛车壳体的变化，他先在赛车前安放一台排风扇，用气泵抽取摩托车的白色尾气，再通过导管从赛车前部释放出来，从侧面观察白烟流经赛车时的变化。空气动力外形不能轻易处理好，不理想时两人就进行反复修改和试验。冬去春来，兄弟俩经过两年多叮叮当当的制造，这辆F1赛车喷上鲜红的油漆，终于诞生了！无疑，这是一辆世界上最廉价、最令人震惊的赛车！大红车身，完美的曲线，如果不作介绍，没有人相信这是一辆用无数废旧材料，由两个普通人手工敲打出来的。此时，望着亲手打造出来的赛车，赵秀国悲喜交加，禁不住大喊起来：“终于成了，我终于造出了F1赛车！”试车那天，赵秀国特意借了一辆别克轿车，于半夜时分在一条空地试验车速。但令人失望的是，当夜，他驾驶着F1赛车和别克同时疾驶时，别克的速度显示为时速80公里时，F1赛车却再也无法提速。显然，他安装在F1赛车里的那台二手面包车发动机动力不足。与真正的F1赛车相比，赵秀国的这辆赛车无疑除了外观接近，其他的一切都太山寨、太水了！通过查阅资料，他吃惊地发现，真正的F1赛车拥有一台超级发动机，其排量上限为3000cc，最高转速为19000转／分，功率最大的发动机突破900匹马力，而普通轿车的转速不超过8000转／分，1。1升发动机的排量为1100cc，马力仅为50多匹。如何提高赛车动力呢？赵秀国在翻阅了大量资料后发现，安装涡轮增压器是获得发动机大功率最简单和最便宜的手段。但发动机的增压改装，不仅仅是简单安个涡轮。改装时，许多相应零件都要更换成供油能力更强的部件，与复杂的电控和供油系统相匹配。这一切当然难不住赵秀国，几经折腾，他加装了涡轮增压装置后，换装了无级变速箱，开始使用汽油和酒精两种燃料，经此改造，发动机的动力明显提升了……2006年5月，赵秀国经过反复修改和调整，终于完善了这辆F1赛车。当晚，他兴奋地再次试车，他驾驶着F1赛车在前面飞奔，别克轿车在后面紧跟，当别克轿车上的速度显示为时速160公里时，他突然将时速放慢到100公里实验刹车。结果，由于他使用的是面包车旧轮胎，他紧急刹车后因为轮胎与地面剧烈摩擦，突然导致爆胎，赛车一头冲进了稻田里……面包车轮胎不能用了，为了解决轮胎问题，赵秀国向一个叫刘锐峰的朋友求助。刘锐峰是一家汽车修理厂的老板，也是一个车迷，平时他就和赵秀国经常在一起探讨怎样造车。此时，他见赵秀国为了造F1赛车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便慷慨地送给了赵秀国4条越野车轮胎。得到朋友帮助，此后，赵秀国终于完善了F1赛车的各个部件。这之后，他经过反复实验，这辆赛车终于完美出世。接下来，他开始实施起自己的第二个目标——利用这辆F1赛车实现自己挣钱改变命运的梦想！梦想变为现实苦尽甘来资产逾千万恰巧，2006年10月新中国成立57周年之际，唐山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汽车展。赵秀国闻讯，主动上门联系后，主办方惊悉他有一辆F1赛车，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吸引人气的难得宝贝，于是决定以每天1万元的酬劳，盛情邀请他携带F1赛车出席车展。那天，当他驾车前往会展中心时，当地交警不仅沿路护道，让他威风凛凛过足了瘾，而且让他更没想到的是，当他驾驶F1赛车到达展馆后，主办方立即将它作为最特殊展品放在了展厅入口处。这辆车一出现，当天就吸引了5万多人观看。由于参观人数太多，F1赛车被人围得水泄不通，主办方不得不临时设立了防护栏，将人群隔开。但即便这样，仍然有无数车迷争相和F1赛车合影。一个车迷为了想坐在F1赛车里照相，居然缠了赵秀国一天，直到闭馆时强塞给他100元钱才如愿以偿。结果，他携车参展5天就大赚了5万元。这次出名后，因为很多汽车商都知道了赵秀国有辆F1赛车，于是各大商家为了提高人气，竞相抬价邀请他参加车展，出场费也由当初的每次5万元，一下暴涨到10万元！赵秀国名声大噪后，国内众多企业也对他产生了浓厚兴趣。2007年，“北京中国春季汽车博览会”举办，赵秀国受邀携带F1出席展会，立刻引来众多商家关注。会上，来自北京、天津、湖北和西安等地的汽车制造商，纷纷邀请他前往设计和开发老爷车。北京一家旅游公司还表示，愿意以每辆车10万元的酬劳，让他再造出2辆F1和3辆老爷车进行合作经营。赵秀国出名后，上海一家公司为了开发上海滩旅游项目，也提出要与他合作。浙江一个收藏家，更是表示愿意以150万元的价格收购他的F1赛车，但都被他婉言谢绝。赵秀国更没有想到，造车还给他带来一段浪漫爱情。当年，他在出席“唐山国际汽车展”时，邂逅了一个美丽女孩。这个女孩叫陈晖，小赵秀国7岁，是唐山钢铁厂的一名技术员。那天，她出现在会展中心时，立即被这辆F1赛车所吸引。后来，当她惊悉这辆车是赵秀国亲手打造出来的，又了解到他为了造车付出了巨大代价，不禁对他产生了崇敬之情。以后，随着交往增多，他们擦出了爱情火花。2007年7月，赵秀国与陈晖确定了婚期。为了给女友制造惊喜，他悄悄打造了一辆充满浪漫气息的老爷车，作为结婚礼物送给了她。这辆老爷车亮相后，由于大受人们追捧，他又一鼓作气造出了另一辆老爷车和两辆F1赛车。此时，赵秀国在拥有受人追捧的5辆车之后，当地一家婚庆公司闻讯，主动找上门来和他谈合作事宜。双方商定：婚庆公司每使用他一辆车，每次收5000元；如果使用全部车辆，一天收费3万元。尝到甜头后，他又和婚庆公司采取了另一种合作方式，即婚庆公司每联系到一笔业务，他在收到租车费后就付给对方10％提成费。几天后，唐山有个煤老板的儿子结婚，为了制造轰动效应，他托婚庆公司联系上赵秀国，提出租下赵秀国的全部车辆，使用一天支付赵秀国4万元。不久，这事在富人圈传开后，一些富豪纷纷找上门来租车。赵秀国大名远扬后，迅速受到国内外媒体的追逐。英国一个汽车生产商看了路透社的新闻后，专门托人找到他，表示只要他愿意合作，愿以2万英镑的周薪聘请他和赵秀顺过去担当设计师；一名新加坡商人甚至愿意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聘请他前往合作办厂……如今，身价不菲的赵秀国又有了一个新的梦想：既然外国人对F1赛车如此感兴趣，中国为什么不能建造F1公司呢？为此，他萌生了组建F1公司的想法。目前，他正在寻求合作商家，准备全力打造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F1公司。现在，赵秀国不仅在唐山市路北区购置了两套住房，而且一座汽车修理厂也将动工……他已再也不是当初那个穷困潦倒、被人嘲笑的穷小子了，如今他已是一个资产达千万的富翁和震惊世界的造车牛人！赵秀国的成功可以带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当我们年幼无知时，我们的梦想往往很高、很大，可当我们长大，我们的梦想却往往矮了、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年少时无畏，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万种成长的可能，因此梦想高远；当我们长大后，我们坚持梦想会遇到许多考验与困难，于是当我们经不起这些困难考验时，我们便会找多种多样的借口，将自己的梦想变矮变小。赵秀国不一样，他虽然是个小人物，可他与我们小时候一样，同样有一个很高远的梦想。难能可贵的是，他在长大后，即使倾家荡产、离婚，眼睛差点瞎了，即使遭遇多种多样的嘲笑与打击，40多岁仍然坚守造F1这样的“痴梦”，不给自己找任何放弃的借口，所以他成功了！可见，每个人的梦想其实都可以实现，关键在于你是否能坚持到底！

这是一个励志故事。不到24岁的穆罕默德·阿萨夫是加沙罕尤尼斯难民营的难民。为了能参加泛阿拉伯国家的选秀大赛“阿拉伯偶像”，离开就业市场不景气的加沙为自己找出路，他偷偷溜出加沙到了开罗，又辗转黎巴嫩去参加海选。然而，由于加沙被封锁而延误，当他抵达贝鲁特时，报名已经结束。绝望的阿萨夫打电话和母亲商量，最后决定翻墙进入选秀所在的宾馆，但组委会依旧维持原来的决定。另一位参赛的巴勒斯坦人听到了他的声音，把名额让给他，并告诉他：“我知道我到不了最后，但你能。”最后的结局很美好，阿萨夫战胜了来自埃及和叙利亚的两名决赛对手，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获得“阿拉伯偶像”冠军的巴勒斯坦人。这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热议的话题。由于时差原因，“阿拉伯偶像”的直播时间是北京的凌晨，但我八十多岁的父亲每次都会不经提醒就守在电视前。他是一个老难民，经历过1948年那段屈辱的岁月，从故乡巴勒斯坦逃难到叙利亚。他对阿萨夫的喜爱，与其说是一种支持，不如说是找回了一种久违的归属感，一种对于失去故乡的情愫。老人的这种执着也感动了从未涉足巴勒斯坦的4个孩子。对于他们来说，祖国通常只是一个名词，在填写各式各样的申请表时常被用到。孩子们拼命拨打国际长途给阿萨夫投票，相信在这个时间，在欧洲和美国、智利、阿根廷、圭亚那等等国家和地区，有着无数和我状况相同的巴勒斯坦家庭。阿萨夫的成功让别人知道了巴勒斯坦人不只会搞政治、搞游击队，他们也有能力在不同的领域大显身手。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艺术，甚至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他们还有着其他民族没有的东西，比如监狱文化。以色列监狱里的巴勒斯坦政治犯以绝食要求狱管为他们提供“阿拉伯偶像”的直播信号。在写给阿萨夫的信中，他们给出了史上最壮烈的支持——“你一定要加油，我们都在为你掉肉。”在社交网站上，阿尔及利亚人给阿萨夫留言：“我们全家昨天都没有做菜，大家全部在看你。在这个周末，你就是我们的大餐。”巴勒斯坦人的艺术作品反映现实，压抑的生活和以色列持续的占领给他们带来了灵感，但同时他们也通过音乐表达对和平的追求。1988年出现在一张标志性照片上的投石男孩RamziAburedwan，长大后成了为和平奔走的游吟诗人；3个以色列阿拉伯青年组成的饶舌组合DAM，唱出了《谁是恐怖分子》《我需要自由》等代表巴勒斯坦人心声的歌曲，传遍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和许多欧美国家。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发现，音乐是比石头更有效的武器。2009年初，在遭受以色列近一个月轰炸的加沙，人们唱出了《我们不会倒下》（WeWillNotGoDown），告慰一千四百多个亡灵。对于三代难民的巴勒斯坦人，上一代是痛苦的一代，他们亲身经历了失去家园的浩劫；我们是失败的一代，身在海外，对民族和国家的支持有心无力；而接下来将是模糊的一代，他们对未来不确定，对过去又不甚了解。阿萨夫成功地成为了一个符号，让三代巴勒斯坦人统一起来，把持不同政治理念的巴勒斯坦人、组织以及派别统一起来，同时也在阿拉伯革命这个大环境下，把所有支持民主自由、渴望公平正义的阿拉伯人统一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