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汇

刚上大学时，爸妈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上大学之前一直没离开过他们，他们担心我一个生活。真是烦，烦，烦！开始，对于他们的信息我偶尔抽空回一条，其实他们那些问候和担心都是可有可无的。毕竟是一个大学生了，羽翼丰满了，不用老是在他们的天空下罩着。逐渐地我厌烦了给他们回信息，再加上后来与男友忙着给电信部门做贡献，每天十几条信息，更是对他们的信息熟视无睹。“三子近况如何？”那一天，我收到一条信息：“很是挂念，百忙中抽空回一条信息。”前不久我还收到老同学的信息说我上了大学忘了她呢，莫非又是哪位……于是，我立即转发了一条短信：“有一把伞撑了许久，雨停也不肯收；有一束花嗅了许久，枯萎也不肯丢；有一种朋友希望能作到永久，即使黑发变成白头，也能在心底深深保留！”回家后，才知那是爸爸新换的手机号。爸爸说：“你妈妈长久没收到你的信息，突然收到这么一条，又排比，又抒情，还忠贞不渝，一时让她激动得心脏病反了，送去医院抢救治疗……”我的眼睛里刹时泪雨纷飞，只有自责自己给予他们的太少。其实父母对子女的爱是简单而朴素的，没有任何雕饰。做子女的要知足，要善解人意，要经常的维修和保养，才越发显得这种爱的魅力。此刻，我希望每一个在外地的孩子，每天给爸妈发一条短信。

小时候听过一个笑话，一直记着，但是一直也没弄明白那其中的玄妙。说是有一个傻子，低着头在雨中走，慢腾腾地，就那么在雨中走。路人头上顶着各式各样的雨具或者权充雨具的东西急急忙忙地从他身边跑过，一边跑一边还喊：嗨，傻子，快点往前跑啊，下雨呢！傻子不紧不慢地回答说：前面不是也在下雨吗？因为天性愚钝，我一直不明白故事里的傻子到底是不是个傻子。有一次，我和三个成功人士偶然流落到了同一个荒岛上，就拿这个笑话请教他们：你们认为这个傻子究竟是不是很傻呢？这三个人刚刚烤干了他们的衣服，心情舒畅了一点，再加上我刚刚给他们每人送上了一块烤得喷香的山羊肉，承蒙他们的耐心，就给了我一点意见——如果不是在荒岛上，这样的意见拿一块山羊肉恐怕是买不来的。第一个人是某大型企业的董事长。他表情庄严地说：据我所见，这个傻子并不是个傻子。傻子为什么不快点跑呢？因为他是个懒人，懒人总是以愚蠢为借口的。第二个人是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他代表这个社会知识与财富二元的完美结合，他稍微思考了一下，用推究的口吻说：我想，傻子大概是没有学过二元方程式吧，像这样简单的时间和雨量的二元算式只有文盲才不懂，我看他不是傻子，是文盲。第三个人我倒是没有弄清楚他的身份，看那两个人对他毕恭毕敬的样子，当非凡类。他听了前两人的回答后，轻轻摇了摇头，面色凝重地说：傻子提出了我们共同的心声啊，前面也在下雨，我们无处可逃。傻子不傻，他是先知啊。这三个人的回答当然令我受益匪浅，但是因为我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一直弓着腰，所以不由得觉得他们的回答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似乎天上真的在下雨，而我又没带雨具一样。这样一来，我就觉得很不满足，似乎我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圆满的解答。恰在此时，又有三个人也流落到了这个荒岛上，他们是草根的一族，见到有火，并不避讳什么，脱光了衣服就来烘烤，也不等我邀请，就吃光了剩下的那些山羊肉。我等他们安顿好了，就拿同样的问题来问他们。三个人一致认为这确实是个傻子，其中一个人说：如果不是傻子，至少也应该拿一个什么东西当雨具顶在头上吧？另一个人说：他如果不快点跑到前面，怎么知道前面是不是在下雨呢？第三个人说：下雨了，他也不想着快点回家收衣服，还慢腾腾地在雨地里走。这三个人的回答使我们的讨论热闹了起来，有人还得出一个结论：假如前面有躲雨的地方，不如跑快点去躲雨，但是假如前面一片旷野，再跑也不过一身湿，还不如像傻子一样悠着点。这样讲了一阵笑话，天上真的下起雨来，人们立刻躁动起来，纷纷站起身，四散奔逃。我在后面大声叫他们停下：喂，这里是个荒岛，没有躲雨的地方，不是说好了悠着点的吗？有人情急之下给我撂下一句：嗨，老天在下雨，我们总得干点什么表示知道了吧？直到现在，我仍觉得，那是我得到的最好的答案。

我时刻都记着他那坚硬的红色粉笔与精确的选B理论，我相信他的粉笔更相信他的B。“对于选择题，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正确答案，你最好选B！B的命中率是最高的。”这话是我高中的数学老师――潘老师在一节课上对着全班同学大声说的。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严肃，就跟在座的学生表情一样严肃。而我，却忍不住要笑，我觉得这老师太幽默了，他似乎看到了我忍俊不禁的表情，但并没有说什么，毕竟，他接下来还要为我们讲解试卷上的那八十多道选择题。无论我觉得潘老师是多么地幽默，我最终还是把他的话牢牢的记在心里了，因为我是个差生，在我所遇到的选择题中，有一半以上的答案是瞎猜的，每当试卷发下来，我都会发现我的命中率很低。自从听了潘老师的那番话之后，在那些不知道正确答案的选择题面前（学科不限）我就再也没有犹豫过，我会果断地在括弧内认真地填上“B”，在我看来，那个“B”就是正确答案。至于真正的命中率如何，我一直没有计算过，因为我相信我的老师。潘老师是个离过婚的人，很瘦，烟瘾很大，虽然是教数学的，但是他的粉笔字写得极好，我听说他经常参加县里的书法比赛，在圈内还是相当有名的。他从不批评任何学生，这与其他老师完全是两样，偶尔有些调皮的学生会在数学课上交头接耳，他一般不予理会，只有在那些学生影响他正常上课的时候，他才会停下来从粉笔盒里抽出一整支红色的粉笔朝那些学生的头上猛砸下去，无论距离多远，他从不失手。这让我们都很佩服，也很害怕，毕竟一整支坚硬的粉笔砸到头上，肯定是要疼痛的。我一直认为他用粉笔砸人的命中率能够如此之高与他的数学专业存在着很大关系，也正是因为如此，我对他的“选B”理论深信不疑，在我看来，那是一种复杂的概率计算。有一次，潘老师在上课，教室最后一排一男生将耳机塞进耳朵听磁带，同时口中还不停地唱着，声音越来越大，跑调，很难听，严重影响了大家的学习情绪。于是他停止了讲课，开始在讲台上寻找着什么，我们都知道，他又要用粉笔砸人了。等了很久也没动静，教室里仍然回荡着后排男生的跑调歌。潘老师突然开口说：“今天的彩色粉笔怎么没有了？请值日生下课后到我办公室领取。”他刚说完，教室里就哄堂大笑起来，与此同时，下课铃也响了，于是潘老师就拿着他的教材走出了教室，表情很严肃。其实，那个唱歌的后排男生就是我，关于这事的经过是下课之后的一大群男生争先恐后给我讲述的。我突然开始害怕起来，我想，这个仇，潘老师一定会报的。从那以后，我每节数学课都是忐忑不安的，每当潘老师讲课节奏放慢的时候，我就会担心他会突然抽出一支红色粉笔朝我头上狠狠地砸来，以至于我时常用双手捂着脸听课，眼睛透过十指间的缝隙，偷偷地看着黑板，也看着潘老师的表情。时间长了，我发现潘老师并没有“报仇”的想法，他似乎忘记了那件事，而我却养成了以双手捂脸听课的习惯，这让其他学科的老师经常怀疑我在睡觉，只有潘老师除外，也许只有他才知道我上课捂脸的真正原因。记得那节课我听的是罗大佑的歌，名叫《光阴的故事》。我的英语成绩最差，英语试卷的选择题也是最多的，有半个学期我因为跟社会上的女流氓谈恋爱，几乎没有上过什么课。期中考试了，那天下午考英语，面对干净的试卷，面对那些排列整齐的、B、、D，我无法下笔，我东张西望了一个小时，这让监考老师很不放心，他几次朝我瞪眼，我感到我受到了侮辱，我想到了潘老师，于是，我很果断地在每一道选择题的括弧内都认真地填上了“B”，看着那一百二十个“B”，我想到了那个女流氓，于是我提前交卷，疯狂地跑了出去。时间不长，英语考试成绩下来了，除去作文题空白，我的选择题正确率超过了30%，所得考分比我平时正常答卷要高了很多，这让我更加相信了潘老师的“选B”理论。但我最终还是被教导主任叫去了办公室，他狠狠地训斥我，说你想不想考大学了，你上的可是重点中学啊，不要浪费了那么好的条件。他还说：“你看看你的试卷，正反面全都是B，密密麻麻的像什么东西！谁教你这么干的。”我说：“是潘老师教我的，他说遇到难题就选B。”后来，那位跟潘老师关系本来就很不好的教导主任把我的话传给了校长，平时一直看不惯潘老师的那位校长也以此为借口通过各种手段、各种关系最终将潘老师挤出了那所重点中学。后来有人说潘老师被教育局调到了乡下某民办初中，理由是“用粗俗而荒谬的教育理论误导学生”。他临走的时候，到教室跟他的学生告别，所有同学都哭了。而我，也不知道跑哪儿疯去了，可能跟那女流氓一起在舞厅跳舞或打台球也说不定。但我敢保证，我时刻都记着他那坚硬的红色粉笔与精确的选B理论，我相信他的粉笔更相信他的B。高考前几天，我听说潘老师死于肺癌，没儿没女无人送终，更没有教育界的所谓领导同事为他开什么追悼会，他被葬在哪儿也没人说起，或许他连个墓碑也没有。在高考考场上，与平时一样，我遇到很多无法解答的选择题，在它们的括弧中，我全都郑重地填上了“B”，似乎只有这样，九泉之下的潘老师才能安然地睡去。那一年我落榜了，但我仍然坚信，选B，是没错的。他还说：“你看看你的试卷，正反面全都是B，密密麻麻的像什么东西！谁教你这么干的。”我说：“是潘老师教我的，他说遇到难题就选B。”后来，那位跟潘老师关系本来就很不好的教导主任把我的话传给了校长，平时一直看不惯潘老师的那位校长也以此为借口通过各种手段、各种关系最终将潘老师挤出了那所重点中学。后来有人说潘老师被教育局调到了乡下某民办初中，理由是“用粗俗而荒谬的教育理论误导学生”。他临走的时候，到教室跟他的学生告别，所有同学都哭了。而我，也不知道跑哪儿疯去了，可能跟那女流氓一起在舞厅跳舞或打台球也说不定。但我敢保证，我时刻都记着他那坚硬的红色粉笔与精确的选B理论，我相信他的粉笔更相信他的B。高考前几天，我听说潘老师死于肺癌，没儿没女无人送终，更没有教育界的所谓领导同事为他开什么追悼会，他被葬在哪儿也没人说起，或许他连个墓碑也没有。在高考考场上，与平时一样，我遇到很多无法解答的选择题，在它们的括弧中，我全都郑重地填上了“B”，似乎只有这样，九泉之下的潘老师才能安然地睡去。那一年我落榜了，但我仍然坚信，选B，是没错的。

记着，孩子，如果你憎恨数学，惟一的办法是狠狠地将它一读再读，随后你才有得选择。16岁那年，我爱上街边的格斗游戏只有一个理由，我恨我的数学老师。他是我街机格斗的首要假想敌。我时常流连在那条游戏厅充斥的街上。怀揣一块钱换来的三个游戏币，选择好一台街机，两指掂着一个硬币，对住投币孔，叮一声，开始。从暗淡的街机屏幕里看见自己面露凶光，将对手狠狠地击倒，从中获取快感。凡事都有个开始。除了起初有些口哨声，离开时我安然无恙，一根头发都没有掉。相反，倒是那个传道授业的课堂，与之相比，世上没有比它更残酷的地方。不见血光，却痛彻心扉。它是冷暴力。如果过于认真地回忆，未免觉得我中学6年过于悲惨，因为我从未获得过任何一位数学老师的尊重。我还记得初三时教我们数学的那个年轻貌美的女老师。我只要远远看见她就会绕道走。她曾经当着我的面用她同样十分美丽、如削葱根般的手指，将我那张考了11分的试卷撕碎。那天夜里我拿透明胶粘了很久才将卷子复原。没有人爱惜我的试卷，我总得自己爱惜着点。夜深的时候我常常想，一个3岁便能背诵唐诗的孩子为何独独记不住数学公式和口诀。可是该来的它终该来。高中，我碰到了一个教数学的班主任。我战战兢兢地做着数学作业，直到一个礼拜五的数学课上，我听见老师清晰叫道：周。听见名字的瞬间，我感觉自己如同一只被弓箭射中的兔子。和我一起被点名的同学已经在一旁疾笔如飞地解题。拿着粉笔，面对黑板，脑子一片空白。我胡乱写了几个数字，然后拿黑板擦擦掉。再写，再擦。白色粉笔灰落在我的脸上，我重复着这两个动作，讲台上短短的几分钟，感觉好像过去了几个世纪。下面的同学开始窃窃私语。我手心握着的粉笔已经湿了，我终于鼓起勇气转过身看着数学老师：“老师，这题我不会。”“不会？”他挑起眉毛，“你这题是最简单的，恐怕初一的学生都会答。你不会没上过初中吧，看你的智商不像能够直接从小学进入高中的人啊？”不少同学忍不住笑出声。多年后同学聚会，很多人都不会再记得他们的笑。可是我无法忘记那种羞耻感，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卑微得如一粒尘埃。我没有流泪，默默地回了座位。我的数学测试终于下降到9分。数学老师在讲台上扬着我的试卷：“数学最能代表人的人格，要给一个人的人格打分，看她的数学成绩。这卷子，贴在黑板旁边，让你们引以为鉴。”同学在旁笑不可支。我觉得他只要一张嘴，仿佛就有一根针吐出来，刺得我到处血迹斑斑。我想我的数学，要从此残废了。放学后我去了游戏厅。一个来游戏厅寻找孩子的母亲，她发现自己的孩子后扑上去劈头盖脸地打他：“你为什么不去上学，为什么来这里！”母亲抬起头，泪流满面地望着他，那孩子也哭了。我站在街机前发呆。我仿佛看见母亲流着泪问：“你要放弃了吗？”我几乎是逃亡般地离开了游戏厅。那个晚上，我的父亲对我说：“记着，孩子，如果你憎恨数学，惟一的办法是狠狠地将它一读再读，随后你才有得选择。”此后，我让父亲给我请了家教，我转了班，我苦读数学，日子过得分不清天昏地暗，直到能在高考志愿栏上填上：汉语言文学。从此，数学与我无关。2004年春节，在街头看见那位高中的数学老师，他已然苍老，我走过去，跟他问了个好。我还是16岁的时候，一定不能想像，我的日记里爬满的哀伤、愤怒和屈辱，在多年以后，竟如此淡淡然的，在一声问好中，风过了无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