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汇

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但我同时是一个普通公民……——江泽民“我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7岁以前，江泽民随家人一起住在扬州田家巷的一座大宅子里。江家的宅第是一座中间有天井的传统中式大院，房子里面摆满了书籍和艺术品。这座宅子甚合江泽民的祖父江石溪的心，他是一位学者和生意有成的商人。此外，他又是一名中医、诗人、音乐家、政治激进派和热诚的民族主义者。江家的宅子里不乏书香、音乐、艺术和有关政治的讨论，江泽民正是在这里逐渐培养起一生对这些事物的兴趣。祖父去世时，江泽民已经在远近闻名的琼花观小学上学了。学校的课程设置兼顾了现代和传统两方面，其中，传统课程部分围绕四艺（文学、音乐、书法和中国象棋）开设。也正是在这里，江泽民学会了演奏各种各样的乐器，包括竹笛、钢琴和二胡。几十年后，当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因脑力不济而无法演奏时，坐在听众席上的江泽民主席突然起立走上舞台，要过二胡，拉了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中国的古典文学构成了江泽民启蒙教育的核心。甚至在还不到上学年龄，父亲每天就要他背诵唐宋名家的经典诗句，这当中充满了睿智的隽言和实用的忠告。此外，江泽民还接受了大量的书法训练，与他所受的古典文学教育可谓相得益彰。1937年夏天，他转入扬州中学，该校当年在江苏1800名考生中只录取50名。上学期间，江泽民渐渐爱上俄罗斯文学和西方文学。他阅读了许多译著，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以及《悲惨世界》。担任国家主席后，他在出访途中常去向心目中的文学大师致敬。在扬州中学时，江泽民还涉猎了美国文化，研读了托马斯·杰弗逊和亚伯拉罕·林肯的演说词。时至今日他依然能背诵出《葛底斯堡演说》。“我受过三种教育，”江泽民总结说，“第一种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孟之道。从上小学起，我就开始背《三字经》。我所受的第二种教育是资产阶级教育，特别是西方科学。我所受的第三种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大学时代，江泽民没有放弃对音乐和文学的爱好。即便从事革命活动，他也设法找机会练习他的技艺。当学生们演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小品剧时，他经常给他们拉二胡伴奏，而且不管什么时候举行班会，他都会指挥大家唱歌。情绪低落时，他不会对室友倾诉。通常，他会盘腿坐在床上，读些悲凉的唐宋诗词。1997年，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江泽民谈到了他的个人兴趣。他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但我同时是一个普通公民，我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比如说，我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元曲，也读过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我还喜欢听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我相信，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这本书对我很重要”1989年，江泽民将满63岁。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并没有吸引力，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尽管江泽民可以利用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来确保在大学里谋得一个席位，但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取得。他回忆起翻译过有关电力问题的俄文著作，就和老朋友沈永言联系，希望恢复这项工作。在内心里，江泽民仍然是一位知识分子，出版著作令他感到自豪。“江泽民给我打电话时，我感到很惊讶，”沈永言说，“他急于知道自己手稿的下落。我想不起来手稿到哪儿去了。已经过20多年了，其中还有10年消磨在混乱的‘文革’中。我告诉他我会找找看。”沈永言在书架和壁橱中仔细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份如同出土文物一样被遗忘的手稿，但他已找不到俄文原稿。“江泽民大感欣慰，”沈永言说，“告诉我他会与我们原来的俄罗斯顾问联系，再要一份俄文原稿。”江泽民在一个月内就拿到那本书，并寄给了沈永言。“请帮我把手稿校对和编辑一下，”江泽民恳求沈永言，“这本书对我很重要。”“我了解他所说的话，”沈永言深思道，“除了退休后在学术界的个人计划，这本书的出版也将了却多年前江泽民对他的俄罗斯导师许下的承诺。”正当江泽民忙于为离开政界后的生活制定计划时，一场政治地震撼动了所有人的未来。“我才完成手稿的一半，”沈永言说，“就听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我亲爱的朋友，江泽民，成了党的总书记。‘好吧，’我想，‘我们小小的出书计划就此打住了。’”四五天后，江泽民给沈永言打了电话。“永言，”他说，“你得接着搞那本书啊。”“泽民，你已经是总书记了，”沈永言以怀疑的口吻回答说，“你还需要这本旧书做什么？”“我们必须善始善终，”江泽民回答，“虽然这位苏联老先生已经去世了，我却必须履行我的诺言。”从那以后，江泽民会时不时地打电话给老朋友询问那本书的进展情况。书最终在1990年出版了，它的出版花了30年，江泽民遵守了诺言。第二年，他首次作为总书记出访苏联。恩师已经去世，江泽民专门送了一本给他的家人，并把有限的稿费捐赠给了上海儿童基金会。“我是北京的，我姓江”1995年6月，江泽民偕夫人王冶坪前往吉林省视察工作，见到了老朋友沈永言。沈永言也看到，对于江泽民的家庭来说，高层的生活并不轻松。王冶坪向沈永言坦言，他们家根本不像个家，丈夫总是开会或者参加各种活动，常常很晚才回来。她能感觉到丈夫没完没了的工作压力，有时候看到丈夫办公室里的文件摊得到处都是。在公开场合露面始终让王冶坪为难，常年的颈椎病使她稍微动弹一下就浑身疼痛。沈永言私下里对江泽民说：“你和妻子出国访问的时候，好像总是抓着她的胳膊拽着她走。在电视上，这样看起来有点别扭……”江泽民无奈地回答：“我怎么办？要是我不扶着她，她就走不动。”1994年，王冶坪随同江泽民出访法国。在一次国宴上，她自始至终都忍受着剧痛。她对沈永言说以后要尽量避免出国，而且再也不想参加宴会了，除非礼节上要求她非出席不可，她甘愿担负起必需的责任。沈永言感慨地说：“她变得那么坚强，真是不容易。”在江泽民的一生中，他都会找时间跟老友和老师们叙旧。沈永言说：“他一般是在晚上10点半以后给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是为了放松、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从困扰他的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一般聊上二三十分钟，仅此而已……”有时江泽民在白天给沈永言打电话，工作人员就会听到从他们各自的办公室内传出的笑声。如果沈永言的秘书问是哪位打来的电话，江泽民就回答：“我是北京的，我姓江。”江泽民所喜欢的一位教授是顾毓，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电机工程学博士，也是中国最为卓越的院士之一。1997年10月，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江泽民让人捎话说他想见顾教授（顾毓已移民到美国，定居费城）。此时，顾毓已是95岁高龄，他立即准备前往华盛顿或纽约去见他的得意门生。江泽民却坚持亲自前往费城，以示他对恩师的尊重。1993年，另一名教授去世，江泽民当时正准备在两天后去看望他。“我今天起得很早，就是为了来向我的老师们致敬，”江泽民在交通大学悲痛地说道，“不幸的是，沈尚贤教授刚刚逝世……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伟大的传统：那就是不管你的职务或地位如何，你都应该永远尊重你的老师。如果我们全国上下所有人都能够保持这个光荣传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的祖国必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别担心，开口说”具有良好语感的江泽民对外语有着浓厚的兴趣。2001年夏天在北戴河，他带了几位语言专家一同前往，练习自己的语言技能。“如果你由于语言的差异而无法与他人交流，”江泽民说，“你们怎么能交流观点或者达成协议呢?”会见外宾时，外交礼节要求江泽民使用翻译，翻译人员通常由外交部指派。正式会议结束后，尤其是如果要举行午宴或者晚宴，江泽民就会转而说英语（或俄语），享受这种自然的交流，他能够将这种交流处理得很好。如果某些政府成员或者工作人员跟不上的话，他就会利用善意的公共压力来刺激他们学习。“所有在这里的人当中，”江泽民会微笑着说，“只有X先生和Z先生听不懂我们说的话（英语）。”就连江泽民的司机也不能例外。“我必须重新开始学习英语，”司机说，“不然在我为主席开车的时候就会感到窘迫。”在一次与高级工作人员召开的会议上，他注意到一位曾在美国学习过的助手没有发言。“老Y，你的英语说得棒极了，”江泽民说，“为什么今天不用用?”他随后开玩笑说，“也许你是担心跟我的对比会让我尴尬吧?”“江主席的外语能力是有名的。”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说。他喜欢学习不同语言的新词汇，并和以外语为母语的人讨论词义的微妙差别。“他总是建议身边的人员——甚至是那些低级别的助手——更加熟练地掌握其他语言，尤其是英语。他还纠正我们的错误发音或者外语词汇的错误用法。一次，我们正在讨论哪种核反应堆最安全，我把‘pressure’（压力）这个词中的‘r’发成了一个喉音。他纠正了我的发音，并问我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我说因为我的第一外语是德语。”江泽民把能够使用即将访问的国家的语言进行交流，视为外交任务的一部分。他每天都学习英语，并且有许多教师候命。在出国访问之前，江泽民就会给自己施加压力，好像他是一个临考前仓促用功的学生一样，来加强自己对相关语言的知识。“在说外语这件事上，我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他说，这一点并不是秘密，“我根本不感到难为情，即便我说错了也是如此。要学习，你就必须说。别担心，开口说!”

我在休斯顿共和国银行信托公司我的办公室若有所思地看着眼前的这位女客户。她的确有许多担心的事。她最近成了寡妇，需要人帮助她料理丈夫的遗言。她想孩子们，他们刚刚搬走。她那年65岁，将从教学工作上退休。“不仅仅是我的私人生活让人心烦，”她告诉我，“而且整个世界也不一样了。电脑、能在电话上呼叫我的机器，变化太大了！”我觉察到除了钱以外还有什么事让她烦恼———那是一种担心，担心她的生活会失去控制。“变化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发现的最常见的一种东西，”我说，“你为什么不和它交朋友呢？我就这么做过。”我告诉她自己曾面对的一些生活中的突变。我父亲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巴里斯坦小镇上的邮政局局长，他欣赏我像男孩子一样的性格。我们一起打猎、捕鱼、游泳，去得克萨斯东部的山上骑车。我13岁那年，他去世了。当我在60年后说起他时，眼里仍是泪水。父亲去世后，母亲成了我的榜样。父亲的离开让她无限悲伤，但她也理智看待他的去世强加给我们的变化。她靠教音乐养活我们，看着我读完高中，为我考入得克萨斯女子大学而鼓掌叫好。那时，母亲应对变化的方式开始影响我。首先，她说，丢失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始料不及的变化也能带来机会。看一看你的资产，多用加法，少用减法。但是，这些并不是生活的诀窍，就像我即将发现的。在大萧条时期工作是非常少的，我有幸在银行找到一份。正当我准备大干一番时，遇见了肯·格里尔，并和他相爱。我们结婚不到两年，肯在二战中就应招入伍。他在B-17轰炸机上当炮手，驻扎在英国。8个月后，我收到一份电报。肯失踪了，被认定为死亡。我完全不能接受肯的死亡，但没有了他，我的确得继续生活下去。更多的担子将落在我的肩上。我得养活母亲和肯的母亲。我得增加自己的收入。在令我头晕目眩的巨变中，我紧盯着我的“资产”。我能扩展在银行的工作领域吗？我想做一名官员，但我怀疑得克萨斯的大银行是否会把女人提升到管理层上。尽管我不能做得像男人那样出色，但我必须尝试一下。我阅读了能买到的每一本商业杂志。的确，我找到了机会。一天早晨，我要求和休斯顿第一国家银行总裁面谈，我当时在那里工作。“我们在南方的业务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我对他说。我谈到了人事开发的新领域，它将对职工的个人才能进行评估和鼓励。“我有意建立这样的一个部门，但我没有这方面的技能。你能让我回到学校接受培训吗？”我真的希望总裁能买下我的这个想法。他真的这么做了。因此，一种全新的生活，一种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生活从我守寡这样的最消极的变化中走了出来。我逐渐明白了工作中的法则。对每一次的损失，上帝都会给你找回来———只要你去寻找它。我的确工作了。我建立了人事部，成了休斯顿一家主要银行的第一位女官员。我在银行一直呆到69岁退休。退休是最困难的一件事———离开我感到被需要的地方。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退休后，我和一位朋友去了一趟伦敦。一天早晨，我们正在圣保罗教堂旅游，向导给我们讲起一座小教堂，它是为二战中牺牲的美国军人建造的。那里有一本书，详细列着为英国战死的所有美国人的名字。35年来，我无法确切知道肯是否已经死了。因为他一直在英国，我想知道他的名字是否在那本书中。我要求看看。负责该书的牧师警告说：“如果你丈夫的名字没有列在这里，那将比不看它更糟糕。”但是，我决心已下。于是，他把我带到书前，找到了肯的名字。我终于看见用工整的笔迹写着这样的条目：格里尔，堪萨斯人，美国空军中士。我因看了这本书，面对了现实，感觉好受些了，也感觉更坚强些了。一种新的精力得到了释放，那是充沛的精神肾上腺素。要大胆，我听见它在说，你会得到强有力的帮助。回到休斯顿后，我接到共和国银行管理小组的电话，“格里尔夫人，我们一直在寻找能在信托营销方面为我们工作的特殊人才，一个能和老年人有很好沟通的人。你能来和我们谈谈吗？”挂断电话后，我惊讶而激动。我已经70岁了。他们需要我，年龄是我最大的资产。我又重返了工作岗位，甚至在为老年客户设计的广告中成了电视名人。奇怪的是，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找上门来，70岁高龄的我成了共和国信托公司最优秀的全职制片人。客户数量是令人满意的，但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在正在我面前的这位女客户，她比我小10岁，正说着她对变化的恐惧。“因此，你看，”我们朝电梯走去时，我对她说，“你不必害怕变化。你不要担心有什么东西被拿走了。只要看一看又增加了什么。”我的客户似乎迈着轻松的步伐走了。她会发现和变化交朋友，也等于和生活交朋友。我因看了这本书，面对了现实，感觉好受些了，也感觉更坚强些了。一种新的精力得到了释放，那是充沛的精神肾上腺素。要大胆，我听见它在说，你会得到强有力的帮助。回到休斯顿后，我接到共和国银行管理小组的电话，“格里尔夫人，我们一直在寻找能在信托营销方面为我们工作的特殊人才，一个能和老年人有很好沟通的人。你能来和我们谈谈吗？”挂断电话后，我惊讶而激动。我已经70岁了。他们需要我，年龄是我最大的资产。我又重返了工作岗位，甚至在为老年客户设计的广告中成了电视名人。奇怪的是，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找上门来，70岁高龄的我成了共和国信托公司最优秀的全职制片人。客户数量是令人满意的，但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在正在我面前的这位女客户，她比我小10岁，正说着她对变化的恐惧。“因此，你看，”我们朝电梯走去时，我对她说，“你不必害怕变化。你不要担心有什么东西被拿走了。只要看一看又增加了什么。”我的客户似乎迈着轻松的步伐走了。她会发现和变化交朋友，也等于和生活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