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汇

母亲刚过了50岁，眼睛便慢慢地看不清楚，偶尔两个人拌嘴，我一生气走出去了，她还一个人坐在床边，边摸索着找手绢擦眼泪，边絮絮叨叨地数落我的百般恶行。我看了常不忍心，又退回来将手绢递给她，她当然看不见，继续在床头上找，直到我颤着声，喊她，这才循声转过身来，“看”我一眼，怔一会儿，便高声地，继续“抨击”我。找到第二个男友的时候，当然要遵守她的命令，带回家来给她“看”。她高声地与男友说话，又很认真地看着他，眼睛睁得很大，里面满是欢喜和幸福。好像，被爱宠幸着的，是她自己。我看得出她对这个男友还算是满意，否则不会这样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而不像对上次那个男友，看也不看一眼。顺理成章地，我和男友便要结婚。把这个消息说给母亲听时，她没言语，转身进了自己的卧室，取出一对银镯子来，戴在我左手腕上，这才低低地，恳请似的说：你们在这儿住上一星期，再商量结婚的事不行吗？不愿意惹她生气，只好从命。男友却是不怎么高兴，说给我一大堆住起来不方便的理由。我知道他其实是自由惯了，不愿意有人在眼边晃来晃去地监督着，便说：怕什么，反正，你做什么事，我妈都是看不见的。他很是吃惊，悄声说：可我明明觉得，她的双眼，能看到人的心里去。我只当他这是心理作用，便叮叮当当地走开去，准备午饭，任母亲又过来，“缠”住他，滔滔不绝地说。没过两天，男友便明显地烦了，尽管声音依然是温和，脸色却鲜明地难看起来。有时候母亲正与他拉着家常，他便要起身走开，被我用满是洗衣粉泡沫的手哀哀地挡住了，这才烦乱不安地又陷进沙发里去，继续听母亲的唠叨。我那时已经28岁了，迫切地想将自己嫁掉，所以事事都学会了忍让；而且一改往日的大小姐作风，洗衣做饭，端茶倒水，都是近乎讨好般地殷勤去做。其实只是想在青春将逝的时候，抓住爱的尾巴，给自己找个温暖一些的归宿。有了这样的心理，当然不愿让这即将到手的幸福飞掉，处处小心，处处留意；走路的时候，都一改往日的懒散，总有一丝丝的慌乱和紧张。手腕上的镯子，也是快节奏的叮叮当、叮叮当，来不及发出最后一个悠闲的“当”，便被我的急躁啪地扭到下一个音节上去了。而男友，知道母亲看不见后，便将他火暴的脾气消了音，施给我看。我温柔递过去的橘子，他不想吃，不像以前那样来一句“别烦我”，却是用胳膊硬生生地一推，便不再理我。我却并不怨他，想着全是因为母亲，拿了让我都烦的

他祖孙八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偶尔进城，看那高楼林立的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他知道了做一个城里人的悠闲和自得，但他想那不是自己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的儿子是那么聪明，他突然意识到了，应该让自己最喜欢的大儿子成为一个城里人，让他过上比自己好的日子。要想把儿子培养成为一个城里人，最简单(当然也可能是最困难)的方式足让儿子上大学。一大家子人，只靠他和妻子种那20来亩薄田，收入只够糊口。但是为了培养儿子，他四处举债，硬是把儿子送到了城里的重点中学读书。争气的儿子没有辜负他。2000年，儿子终于考上了北京大学。这时，他已欠下了近10万元的债务。儿子在学校的一切活动他都全力支持，只是儿子提出要登山时，他犹豫了，但是也只是犹豫，最后他还是答应了儿子，借钱寄给儿子作为登山的费用。因为，那是学校的一个集体活动，他不能让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说儿子不愿参加集体的活动。可是，儿子这—去就没有回来。当学校把他和妻子请到北京后，告诉他们，孩子们遭遇了雪崩……他悲痛欲绝。几位遇难学生的家属向校方提出了一些要求，家属们商量：学校是有责任的，我们要盯住校方，让他们满足我们的要求。大家一次次地向校方交涉，双方僵持着。学校分别找几个家长谈话，劝说他们后事处理完了，回去吧。遇难学生家属代表与大家商定：不满足我们的要求，绝不离开。可是，当学校宣布一切后事处理完毕后的第二天，他领着妻子，没有与任何人打招呼，便悄悄地离开了北京。刚到家，北京的电话就打来了，是家属代表，“你怎么能走呢?你怎么能偷偷地不告而别呢?孩子们的事不能就这样完了，而且你儿子是最冤的一个，他不该死，他本来不是A组的，是C组的后勤，是临时换上冲顶的。你说学校没有责任吗……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坚持下去，他们就会答应我们的条件，你那些欠款一下子就可以还清了……你这样做是为什么?难道你不爱自己的儿子吗?”他哽咽着说，“你爱儿子，我也爱儿子，正是因为我太爱儿子了，我才这样做的。因为、因为孩子在学校表现得那么优秀，学校领导、老师和同学，上上下下对儿子印象那么好，我担心我们这样与学校僵下去，对儿子影响不好……”对方什么话也没有再说，一会儿，电话挂断了。不久，那些家长们也离开了北京。遇难者家属与校方的冲突就这样解决了。这位家长就是北京大学山鹰社在希夏邦玛西峰遇难的学生之一张兴佰的父亲张清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腰店村的—位普通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