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学的故事

我的爸爸在法国的阿尔萨斯市工作,暑假里,妈妈把我带到法国和爸爸团聚。爸爸居住在阿尔萨斯市南部的一套公寓里,公寓外面的草坪上有个篮球场,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有许多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少年正在那里打篮球。第二天中午,我决定一个人去外面走一走,刚来到楼下,就碰到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孩子,他用并不太熟练的英语对我说:“你好,我叫查理,你刚来这里吗?你会说法语或者英语?”我自我介绍后告诉他说不会法语,但英语还行。查理一听,开心地邀请我和他一起玩篮球,一边玩一边聊,我们很快熟悉了起来,后来,玩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查理对我介绍说,这些都是他的同学,在阿尔萨斯市的一所公立中学里读书。中午的天气越来越热,查理就提议去不远处的一条小河边走走。路上,有一位同学突然跑到了旁边的小店里,为自己买了一支雪糕。我心想这个人可真是又自私又吝啬,天气这么热,谁都很口渴,这里一共有10来个人,怎么就自己管自己买一支雪糕呢?哪怕给每个人买一支雪糕又用得了多少钱呢?本来这件事情过去也就过去了,可是在第二天,我再次遭遇到了类似的事情。那天下午,查理让我跟他一起去图书馆看书,我欣然相随,查理告诉我图书馆离这里不远,步行过去就行。我初来乍到,多走走看看也行,就同意了。虽说路不远,但毕竟是在大太阳底下走路,没多久我就觉得口干舌燥。这时前面出现了一家小食品店,我正想问查理要不要喝点饮料呢,查理就自顾自地走了过去,让店主拿一瓶矿泉水,我也走过去让店主拿了一瓶相同的矿泉水。查理比我先到,也比我先掏钱,但没有想到的是,他竟然只付了自己的那一瓶!说实话,爸爸妈妈给我的零花钱虽然不多,但是买一两瓶矿泉水总是足够的,我并不贪图别人为我埋单,但我不解为什么法国的中学生都如此吝啬呢?如果说昨天那位同学因为舍不得付10个人的雪糕钱,那么今天只有我和查理两个人,他居然也这样自顾自地付钱?如果换成是我,一定会把两瓶水的钱都付掉。我对此而耿耿于怀。离开图书馆后,我们再次经过那家小食品店,我特意走快几步买了两瓶矿泉水,把其中的一瓶递给了查理,我想以此来提醒他:人与人之间交往,不要太吝啬和自私!查理接过那瓶水后,一脸惊愕地说:“你这是为我买的?”我点头说是的,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查理竟然拿着那瓶矿泉水,跑到那家店里退了回去,把钱还给我后,查理一脸正经地对我说:“要喝水我自己会买,自己的责任应该自己承担,否则很容易使人产生依赖性格,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都应该这样!”我说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嘛,有来有往的,不会造成依靠的性格,可是查理依旧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说:“对,人与人交往确实要有来有往,但是你却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浪费!”“浪费?浪费什么?”我纳闷地说。“你想,今天我买矿泉水带上你,明天你又买给我,这确实算是有来有往,可是就像刚才一样,万一我并不需要喝水呢?那样不仅浪费了你的钱,而且还浪费了地球上有限的水资源,因为人际交往而造成金钱和物质的浪费,是多么不应该啊!”查理接着说,“人际交往应该是让人的生活更加美好,可如果一旦形成了浪费的副作用,这种人际交往又有什么意义呢?更何况,真正的友情也并不是用谁替谁埋单来体现的,所以还是自己买自己的更好,一来是培养自己的责任意识,二来避免造成浪费!”听了查理的这番话,我这才意识到自己错怪了他们这些法国中学生了,原来,他们并不是小气和自私,而是一种理性和富有大爱的交际之道!
“自私”的法国中学生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库珀蒂诺市蒙塔维斯塔中学的华裔女中学生安吉拉·张,通过无数次的实验,17岁的她一举夺得了2011年“西门子数学和科技竞赛”个人奖桂冠,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癌症研究专家”,并赢得了10万美元的高额奖学金。6岁时,安吉拉就表现出了求知欲,遇事好问为什么。一天,下雨了,安吉拉问外公:“天为什么会下雨?”外公说:“等你长大了,你就会明白的。”安吉拉的嘴巴翘得老高:“什么事都说等我长大了就知道了,我还问你干吗?”外公让她问住了。12岁时,疼爱她的外公因胃癌去世。14时,外婆也因肺癌离开了人世。两位亲人去世时痛苦不堪的样子,安吉拉至今记忆犹新。从那时起,小安吉拉就定下了攻克癌症的决心。只要是关于癌症方面的书籍,安吉拉就十分感兴趣。星期天,安吉拉几乎谢绝了所有活动,来到图书馆借阅图书。看不懂图书,安吉拉就在网上请网友帮忙。一个网友说,单凭看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必须要学会做实验。上哪里去做实验呢?15岁的安吉拉考取了高中,她的同桌戴维丝的父亲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医生。戴维丝的父亲很支持安吉拉的想法,并答应安吉拉来学院里搞实验。一个中学生想搞癌症实验,安吉拉的“特殊”行为招来一些人的不解和怀疑。父亲说:“胡闹,简直不知天高地厚。癌症是世界性的难题,是你能拿得下的吗?”母亲也说:“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把心放在学习上。”不光是父母不相信安吉拉。身边的同学都嘲笑她:“省省吧!和我们一起去溜溜冰、上上网吧,还实在些。”连姐姐也不和安吉拉玩了。但安吉拉相信自己,认为自己能行,至于别人是怎么看待她的,她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在实验室里,安吉拉一待就是一整天。时间一天天过去,安吉拉的研究毫无进展。忽然有一天,安吉拉在拿小白鼠做实验时发现:将肿瘤细胞注入小白鼠体内,再注射承载了治疗药物的金铁氧化物“纳米粒子”,然后通过红外激光跟踪“纳米粒子”。这种“纳米粒子”能将抗癌药物直接导向癌细胞,而不伤害健康细胞,该粒子并能通过激光来激活“开关”,释放携带的抗癌药物,有效地直接杀死致癌干细胞。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安吉拉把她的实验写成论文并发表,得到了权威医药专家的认可,一下子轰动了美国医学界。《华尔街日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对安吉拉进行了采访。记者问道:“你一个高中学生,哪来时间去搞研究呢?”“牺牲了不少看电视和周末休息时间。两年多来,我在实验室中度过了1000个小时。”安吉拉很平静地回答。对于安吉拉的这个回答,记者不满意,接着问:“你做癌症实验时,听说招来了很多非议,你是怎么挺过来的?”“相信自己!”安吉拉很自信地回答。这就是一个女中学生的自信宣言!
女中学生的自信宣言
他和小虎在一个院子里长大,上同一个小学、中学,一起逃课去游泳。十多岁的时候,他们学武侠小说里的样子,结拜兄弟。小虎问他,我们现在是兄弟,你会怎么对待我?他说,如果有人用刀砍你,我就替你挡着。小虎说,你净拿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誓,谁一辈子老遇到刀砍啊?他想一想,就说,如果你死了,我就替你养你爹妈和你弟弟。小虎于是和他笑着打成一团。谁也没想到,玩笑话竟然成了真的。他从医学院毕业,当医生的第二年,有一天深夜,有人敲门。他打开门,门口站着小虎的弟弟小江,他浑身是伤,缠着绷带。小江告诉他,他们全家人,包括小虎在内,在这天早晨去郊游的时候,遇到了车祸,只有小江幸存。从此,他在这世界上没有亲人,也没有人可以投奔,只有来找他。12岁的小江,带着他的游戏机,还有一双破球鞋,来投奔他。他大哭着,留下小江。那一年,他24岁。他的女朋友问:“这个孩子什么时候走?”他大怒:“他还能到哪里去?”温室长大的女孩子,没有被人这样吼骂过,转身离开,再也没回来。他没去追她,从此下定决心,如果要结婚,就必须是个能接受小江的女子。此后的16年,他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他爹妈接受了这个孩子,但是很多问题,还是要他解决。他没想到,家里添个上学的孩子,真不是添双碗筷那么简单。他拼命加班,生活还是紧张。有一天,他去学校看小江踢球,这孩子穿着一双绽了口的球鞋,已经破了很久,不敢跟他要新的。他转身去卖血,用那钱买了5双球鞋。那年,他28岁。小江高中毕业,死也不肯考大学,怕给他增添负担。他绑着小江,把他送进考场。那一年,他30岁。小江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得到一次机会,去美国进修。他放弃了。这一年,他34岁。电视台和报社知道了他们家的事,要他上一个“人间真情”之类的节目,他拒绝了:“我把弟弟养大,很正常啊,怎么就要上电视了?”这年,他36岁。小江有了女友,带回家给他看。那女孩子明知道他的身世,事后却还问他:“你这个所谓的哥哥怎么还不结婚,是不是有问题?”小江站在街上,悲哀地看看这个纯洁清白的女孩子,转身离开,任她在背后连哭带叫。小江从此下定决心,一定要找一个能够接受哥哥的女子做妻子。这一年,小江25岁。终于遇到一个善良的女孩子,是一年后。在28岁那年,小江结婚。这个女孩子和小江本不打算举行婚礼,但是,他不愿意。他拿出他十年来积攒下的所有加班费、手术费,为他们操办了婚事。婚礼上,新娘和小江郑重地叫他“哥哥”,全场安静了整整一分钟。那天晚上,他被闹新房的人灌醉了,新人让他睡在新房里。恍惚中,他觉得自己真是老了。这一年,他40岁。
替你当哥哥
他和小虎在一个院子里长大,上同一所小学、中学,一起逃课去游泳。14岁的时候,他俩学着武侠小说里的样子,结拜兄弟。小虎问他,我们现在是兄弟,你会怎么对待我?他想了想,说,如果你死了,我就替你养你爹妈和你弟弟。于是小虎和他笑着打成一团。没想到这句戏言成了真的。他医学院毕业当医生的第二年,有一天深夜,有人敲门,他打开门,门口站着小虎的弟弟小江,他浑身是伤,缠着绷带。小江告诉他。他们全家人,包括小虎在内,在这天早晨去郊游时,发生了车祸,只有小江幸存。小江在这世上没有亲人,只好来找他。12岁的小江带着游戏机和一双破球鞋来投奔他,他悲恸地哭着,留下小江。那一年,他24岁。他的女朋友问:“这个孩子什么时候走?”他大怒:“小江还能到哪里去?”温室长大的女孩子,没有被人这样吼过,转身离开,便没有再回来。他没去追她,从此下定决心,如果要结婚,就必须是个能接受小江的女子。此后16年,他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他的爹妈接受了这个孩子,但是很多问题还是要他自己解决。他拼命加班,生活还是紧张。有一天,他去学校看小江踢球。这孩子穿着一双绽了口的球鞋,已经破了很久,不敢跟他要新的。他转身去卖血,用那钱买了5双球鞋。那年,他28岁。小江高中毕业,死也不肯考大学,怕给他增添负担。他绑着小江,把他送进考场。那一年,他30岁。小江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得到一次去美国进修的机会,但他放弃了。这一年,他34岁。电视台和报社知道了他的事,要他上一个“人间真情”之类的节目,他拒绝了:“我把弟弟养大,很正常啊,怎么就要上电视了?”这年,他36岁。小江有了女友,带回家给他看,哪女孩知他的经历,却还问他:“你这个所谓的哥哥怎么还不结婚,是不是有问题?”小江站在街上,悲哀地看看这个女孩,转身离开,任她在背后连哭带叫。小江从此下定决心,一定要找一个能够接受哥哥的女子做妻子。这一年,小江25岁。小江终于遇到一个善良的女孩,是一年后。在28岁那年,小江结婚。这个女孩和小江本不打算举办婚礼,但是他不愿意。他拿出自己十年来攒下的所有加班费、手术费,为他们操办了婚事。婚礼上,新娘和小江郑重地叫他“哥哥”,全场安静了整整一分钟。那天晚上,他被闹新房的人灌醉了.新人让他睡在新房里。恍惚中,他觉得自己真是老了。这一年,他40岁。
把兄
那一年我在灵集小镇的中学当老师,在这天涯一般的地方,所有的日子都清澈地流淌着,像镇子中间那条闪闪发光的小河。我喜欢初夏的季节,天气将热未热,四周的绿阴也将浓未浓。每天上午上课的时候,屋外都有柔柔洒洒的阳光。课讲完后,便让学生上自习,我站在窗前,让目光越过那片操场,操场那边是一大片建筑工地,尘埃飞扬,机器的轰鸣远远地传过来。正对着我们教室的,是一个木板搭的工棚,可能是工地上的厨房。常能看见几个女孩在外面择菜洗菜,有说有笑的样子。看的次数多了,便注意一个女孩,她总是那么安静,默默地干活儿,没活儿的时候,便捧上一本书坐在工棚外面的一堆木头上,静静地读。阳光透过尘埃照在她的头发上,背景是火热的劳动场面,她的安静使整个工地都充盈着一种灵动的氛围。那时我租住在小镇边缘的一座古老的两层楼里,墙上斑斑驳驳,露出了里面的红砖。在楼上阴面,有我的房间,房间里有一扇窗,窗外是一棵老槐树,枝枝叉叉划破那一角的天空。我常坐在床上看书,倦了就抛了书,看窗外树上的叶子在风中摇曳,一时宠辱皆忘。日子就这样缓慢地流淌着。不知从哪一天开始,操场外的工地上看书的女孩不见了,一连好几天,心里竟有一种隐隐的怅然。没过多久,终于又看见了她的身影,好像比以前瘦了许多,依然安安静静地看书,默默地干活儿。一个周六的下午,我没有课,便在自己的小屋里看书。忽然有人敲门,以为是房东来收水电费,打开门,却是一个陌生的女孩,十八九岁的样子。她说:“我是住在楼下的,听说你是老师,不知你有没有毛笔,我想用一下!”我说:“我记得带了毛笔来,你进来坐会儿,我给你找!”她进了屋,很拘谨地站在那里,我说:“你随便坐啊!”便在桌子的抽屉里翻找起来。回头间看见她正翻看我堆在床上的那些书,我问:“你要多大的?”她忙过来,拿了一枝较大的提斗,说:“这个就行,我爸让我写几个字!”我惊讶地问:“你会写毛笔字?”她脸红了一下,说:“写得不好!”临出门前,她的目光又掠过我床上的书。我忽然想起工地上的那个女孩,和她竟有如此相似的身影,便问:“你是不是在工地上干活儿?”她愣了一下,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的?”我笑着说:“因为你所在的工地离我们学校很近,我常能看见你在那儿看书呢!”她笑了笑便出去了。走出几步,她回头说:“大家都叫我瑶儿!”后来慢慢地熟悉了,瑶儿便常来我这里找书看。我曾问过她:“和你在一起的那些女孩儿不是都住在工地上吗?你怎么自己租房呢?”她说:“我可不住在那儿,那些人很可怕的!”瑶儿来自较远的一个农村,高中没读完就和村里的姐妹出来找活儿干了。刚开始去了县城,没过多久,那些姐妹便都纷纷奔向了挣钱多的地方。只有她还在饭店刷盘子,可即便如此,她也常遭店主的骚扰。于是她来到这个小镇,以为在这里情况会好些,可是她想错了,便又到了工地,在那里能相对好些,各种诱惑和危险也相对少些。瑶儿不是那种特别漂亮的女孩,可是却很单纯可爱,而且有着一颗很执著的心。有时,她便在我的小屋里给我讲她家乡的事,讲满园青青的向日葵,讲年迈的奶奶讲过的那些故事,讲母亲在田间劳碌的身影,讲深藏在她心中的儿时的梦想。那样的时刻,有阳光透过老槐树的枝叶照进来,投了一墙斑驳的影子。我微笑地倾听着她的一切,留一份祝福在心底。有一天,来了几个女孩找她,浓妆艳抹的。瑶儿和她们亲热地交谈着,很久没见她这么开心过了。后来我知道那几个女孩都是她们村里一起出来的姐妹。我问瑶儿她们是不是从事着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瑶儿点头,说:“我永远都不会去做那些事的!”我问:“那你怎么还和她们那么亲热?”瑶儿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她们是我的好姐妹,永远都是。我讨厌的是她们做的事,不是她们的人。而且,她们做那些事也不是心甘情愿的,她们多苦啊!”瑶儿的眼里有泪光闪动。
尘埃里的瑶儿
因为中学在五六里以外的小镇上,而且要穿过一座山,所以每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要上路。我的胆子小,每次都主动和他搭伴上学。他也很乐意和我一道去上学。在路上,我们不仅可以互相交流学习的感受,还可以一起背诵课文,山路漫漫,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那么远的路也就不觉得累了。这样的时光到了初三,事情忽然变得蹊跷起来。他开始变得有些怪怪的,虽然依然和我一起走,却不再和我一起背诵课文,也没什么话和我说,一道上都很沉闷。每次走的时候他都要带上一把柴镰,面对我的疑问,他支支吾吾地说:山里有野兽,带上它没准会派上用场。更奇怪的是,每次到学校他都让我一个人先进去,放学也见不到他的人影。因为放学时离天黑还早,我也就没特意找过他,总是一个人回家。但他的行为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想这里面肯定藏着什么秘密。我偷偷地来到他家,听到了他和父母的谈话,才知道因为交不起学费,他辍学已经半年了,每次带上柴镰是要顺道砍一些烧柴回去。我的心,顿时被感动塞得满满。第二天,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依然去找他一起上学。他依然带着他的柴镰,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上路了。我给他讲我们班里的新鲜事,讲我在书上学到的新课文,不时听到他憨憨的笑声。秋天来的时候,我要去更远的地方念高中,在学校住校,不能再天天回家了。临走的时候,我与他道别。我说其实我早就知道你辍学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那段山路你一个人走确实让人不放心,可是刚开始不和你说,最主要的原因是怕你瞧不起我,怕你不愿意再和一个辍学的人做朋友。后来习惯了,我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而且和你走路很有意思。”“那你知道了为什么不揭穿我呢?”他反过来问我。我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不告诉你,是想让你觉得我们永远是平等的。”我向他伸过手去,“不管将来我们各自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会是一辈子的好朋友。”他使劲握住我的手,又一次憨憨地说:“最后再陪你走一段路吧……”山上的野菊花开得正艳。他又一次陪我走过了那段长长的但充满花香的山路。他陪我走过的,是一段山路,而我陪他走过的,是一段心路。我们彼此温暖过,也彼此芬芳过。花香满径,芬芳满心。
最后再陪你走一段路
他和小虎在一个院子里长大,上同一个小学、中学,一起逃课去游泳。十四岁的时候,他们学武侠小说里的样子,结拜兄弟。小虎问他,我们现在是兄弟,你会怎么对待我?他说,如果有人用刀砍你,我就替你挡着。小虎说,你尽拿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誓,谁一辈子老遇到刀砍啊?他想一想,就说,如果你死了,我就替你养你爹妈和你弟弟。小虎于是和他笑着打成一团。没想到成了真的。他医学院毕业,当医生的第二年。有天深夜,有人敲门,他打开门,门口站着小虎的弟弟小江,浑身是伤,缠着绷带。小江告诉他,他们全家人,包括小虎在内,在这天早晨去郊游的时候,遇到了车祸,只有小江幸存。从此,他在这世界上没有亲人,也没有人可以投奔,只有来找他。十二岁的小江,带着他的游戏机,还有一双破球鞋,来投奔他。他大哭着,留下小江。那一年,他二十四岁。他的女朋友问:“这个孩子什么时候走?”他大怒:“他还能到哪里去?”温室长大的女孩子,没有被人这样吼骂过,转身离开,再也没回来。他没去追她,从此下定决心,如果要结婚,就必须是个能接受小江的女子。此后的十六年,他没有遇到这样的人。他爹妈接受了这个孩子,但是很多问题,还是要他解决。他真没想到,家里添个半大的上学的孩子,真不是添双碗筷那么简单。他拼命加班,生活还是紧张。有一天,他去学校看小江踢球,这孩子穿着一双绽了口的球鞋,已经破了很久,不敢跟他要新的。他转身去卖血,用那钱买了五双球鞋。那年,他二十八岁。小江高中毕业,死也不肯考大学,怕给他增添负担。他绑着小江,把他送进考场。那一年,他三十岁。小江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得到一次机会去美国进修。他放弃了。这一年,他三十四岁。电视台和报社知道了他们家的事,要他上一个“人间真情”之类的节目,他拒绝了:“我把弟弟养大,很正常啊,怎么就要上电视了?”这年,他三十六岁。小江有了女友,带回家给他看,那女孩子明知道他的身世,事后却还问他:“你这个所谓的哥哥怎么还不结婚,是不是有问题?”小江站在街上,悲哀地看看这个纯洁清白的女孩子,转身离开,任她在背后连哭带叫。小江从此下定决心,一定要找一个能够接受哥哥的女子做妻子。这一年,小江二十五岁。终于遇到一个善良的女孩子,是一年后。在二十八岁那年,小江结婚。这个女孩子和小江本不打算举行婚礼,但是,他不愿意,他拿出他十年来积攒下的所有加班费、手术费,为他们操办了婚事。婚礼上,新娘和小江郑重地叫他“哥哥”。全场安静了整整一分钟。那天晚上,他被闹新房的人灌醉了,新人让他睡在新房里。恍惚中,他觉得自己真是老了。这一年,他四十岁。
兄弟
有一年,美国内华达州的麦迪逊中学在入学考试时出了这么一个题目:比尔·盖茨的办公桌有5只带锁的抽屉,分别贴着财富、兴趣、幸福、荣誉、成功5个标签,盖茨总是只带一把钥匙,而把其他的4把锁在抽屉里,请问盖茨带的是哪一把钥匙,其他的4把锁在哪一只或哪几只抽屉里?一位刚移民美国的中国学生,恰巧赶上这场考试,看了题目后,一下慌了手脚,因为他不知道这到底是一道语文题还是数学题。考试结束后,他去问担保人——该校的一名理事。理事告诉他,那是一道智能测试题,内容不在书本上,也没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可根据自己的理解自由地回答,但是老师有权根据他的观点给一个分数。中国学生在这道9分的题上得了5分。老师认为,他没答一个字,至少说明他是诚实的,凭这一点应该给一半以上的分数。让他不能理解的是,他的同桌回答了这个题目,却仅得了一分。同桌的答案是,盖茨带的是财富抽屉上的钥匙,其他的钥匙都锁在这只抽屉里。后来,他的这位美国同桌写信去向比尔·盖茨请教答案。比尔·盖茨在回信中写了这么一句话:在你最感兴趣的事物上,隐藏着你人生的秘密。
比尔・盖茨带的是哪把钥匙
最近,又得知两起中学生自杀的事件。两位学生都是因为“学习成绩名次下降”而感到“无脸见“人”,其中有位学生是因为被从“重点班”淘汰到“普通班”,得从重点班所在的“光辉楼”回到普通班所在的旧楼,于是干脆从楼上跳了下去。我反对以成绩论人,反对按成绩给学生排名次。这个态度引起过一些同行的疑惑乃至攻讦。但我至今仍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决定了一个人能否担当教育重任。如果把所谓竞争机制引入中小学教育,是民族教育落后的标志,积久有可能形成灾难。上个世纪80年代有部体育题材影片《沙鸥》,我对之一直耿耿于怀。那部电影大概是以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为背景的。其中有个镜头,女排得了世界亚军,队员沙鸥在回国途中竟把获得的银牌扔进了大海,她说祖国要的是金牌。当时的那股牛气,的确振奋了全国愤青。后来有国际奥委人士发表意见,对扔银牌的行为不以为然,认为不符合奥运精神。然而那以后每次体育健儿凯旋,下飞机时,不知是领导安排,还是有自觉的意识,总是金牌在前,银牌次之,铜牌在后,至于没得到牌子的运动员是怎样下飞机的。无人关注。高官接见,有牌的才能坐他身边,没牌的靠边,或者别想露脸。这种名次文化深入人心。一直灌入孩童稚嫩的心灵。多年来,有一张照片不时地出现在我脑海中,那是希特勒小学毕业时的照片。小学生希特勒在合影上站在最后排,两臂交叉。照片说明是:根据当时的惯例,拍照的位置按学习成绩安排。成绩好的学生坐在前排老师身边,成绩差的往后排,11岁的希特勒是成绩最差的学生,所以站在最后一排(大意)。这以后,希特勒去林茨的里尔中学读书,他在那里的学习成绩也很差,而且性格孤僻古怪。有意思的是,在他的班上。有一位后来享有盛名的学生,就是维特根斯坦,这两个同学当时都没想到几十年后会发生什么事。出生于富豪家庭的维特根斯坦有教养,深得教师欢心,而“差生”希特勒一定死死地记住了维特根斯坦这个犹太学生的名字。希特勒为什么疯狂地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这与他幼年少年时的经历是不是一定有关系,我们可能没有足够证据来说明问题,但是作为教育者,完全有可能读懂一个性格有些偏执的孩子心头的不平。当然,希特勒少年时代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他在学校究竟还有些什么故事,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童年和少年,这样一个有点特殊的孩子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得到教师的关心爱护。谁能说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与那张照片的座次无关呢?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从孩子读书阶段就按学习成绩排起了名次,似乎我们真是个很重视名次的国度。排名次也许是民族的文化,讲求名次也未必有什么不好。不过,既然如此讲求名次,我们何不把问题放大一下,看看我们中国在世界的名次如何。其他领域不论,还是就教育问题说:中国的基础教育在世界上居于什么水平?中国的著名高校在世界排名如何?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中小学生身心体质如何?中国的教育投资在世界排名究竟是多少?中国的教师待遇在世界排名如何?……这也是排名,为什么一说起来,那些主张在中小学生中展开分数竞争的教育家们就不那么振振有词了呢?
站在最后一排的希特勒
李安的中学时期有多么苍白失意,从犹如他前半生自传的《十年一觉电影梦》一书中可略窥一二。整本书厚达近五百页,但谈到自己的中学岁月。李安只用了短短五页篇幅,里面甚至还有一页半,是他的好友回忆俩人的年少情谊。在典型的“外省”家庭中长大,李安从小跟着妈妈看电影,小学三年级时就自编自导话剧找同学一起表演,还会反串女生,但这些天赋在那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年代显得不值一提。李安身为台南一中校长李升的大儿子,书读不好,就是自尊心最大的挫折,“青春期我在行为上倒没什么叛逆,就是喜欢胡思乱想,读书不专心,”彼时驼背又害羞的李安,对高中的印象,除了上课,就是补习。帮他补习的老师,全是台湾中南部名师,但成绩不见起色,高一时李安就勇敢地对父亲说了自己的志向,“其他科目都不喜欢,我想当导演。”大人们对此不以为然,当然也无法帮助李安从联考的困境中杀出重围。第一年考大学,李安以6分之差落榜;第二年重考,数学甚至考了0.67分,再度以1分之差落榜。“二度落榜在我们家有如世界末日,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李安当时最大的情绪发泄,不过是把桌上的台灯、书本一把扫到地上,然后跑出家门透透气。李安后来考上艺专影剧科,据他形容,是“灵魂第一次获得解放”,那时才发现、原来人生可以不是千篇一律的读书与升学。他在舞台上找到真正的自己,学芭蕾、写小说、练声乐,甚至是画素描,各方尝试后在电影领域里渐放光芒。不过,李安虽然在艺专如鱼得水,但父亲的期待也一直悬在年轻的心上。他回忆在专二升专三的暑期环岛巡回公演,因为累成黑瘦模样而被老爸训了一句“什么鬼样子”。他愤而走回房间把房门锁上,“这是我第一次胆敢有此犯上举动,已经是很革命了!”即使后来父亲答应李安去国外念电影,初衷也是希望他拿个博士成为学者。23岁前,李安在台湾度过,青春时期在学业上的不顺遂、无法满足父亲的期望,让李安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毫无保留地拼命去尽最大努力,不断地给自己压力,仿佛一直想要证明什么。即使后来拍了《卧虎藏龙》,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加持,李安还是会说,“我可以处理电影,但我无法掌握现实。面对现实人生,我经常束手无策。只有用梦境去解脱我的挫败感。”反倒是当年对这个长子有着传统士大夫期望的李爸爸,曾写卡片劝解儿子,“用力不要太深。着色不要太重。”从青涩紧张到大气从容,全世界的影评人总是想要为李安的成功找理由。但找到最后,那个镜头可能就是落在一个瘦小的16岁台湾男孩,对着自己不敢反抗但又不愿顺从的父亲说,“我想当导演”。后来,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他在电影界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目前李安已获得两个金狮,一个奥斯卡最佳电演奖。这意味着在欧洲艺术圈子或者好莱坞圈子,他均已享有令人尊敬的地位。
两度高考落榜后的大导演
准确地说,三毛是被她的一位中学老师杀死的。死前的四十多年里,三毛一直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阴影里不可自拔。这阴影就像一个打了死结的套,套着她的脖子,怎么也解不开。慢慢地慢慢地就勒紧了……13岁那年,三毛被她的一位中学代数老师怀疑数学考试作弊,受到了体罚。老师用毛笔蘸着墨汁,“蘸得饱饱的,饱得毛笔都胖起来了”,然后把三毛的眼睛画成两个大黑圈,像只熊猫一样。老师一面画一面笑笑地说:“不要怕,一点也不痛也不痒,只是凉凉的而已。”墨汁像黑色的眼泪,顺着三毛的面颊滑下来,她把嘴紧紧地抿着,黑色墨汁滑进她的嘴角漫进嘴里。老师对三毛说:“你转过身去给全班同学看一看。”三毛就这样面对大家在教室的角落里一直站到下课。老师还不肯罢休,要三毛到操场绕一圈再回到教室。三毛这样讲述着当年受到体罚的情景。13岁少女的自尊就在这位老师的一次自以为高明的体罚中被彻底摧毁了。就像刚刚盛开的花朵,突然遭受一阵狂风暴雨的摧残一样。花季的生命,从此留下永远无法修复的黑洞。她成了老师眼中的坏孩子,也成了同学和自己心目中的坏孩子。这个死结永远无法解开。后来的日子,都是在恐惧中度过的。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三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独享孤独的世界。她爱上了美术和文学,尤其是接触了大量的书籍,她把自己“锁进都是书的墙壁”。在孤独中舔吮自己的伤口,用文字为自己的心灵疗伤。无边的孤独,无限的话语,她只能在孤独的世界中自言自语。这世界因此多了一种声音,三毛的声音。说起来应该感谢那位老师,三毛曾经宽容而坦诚地说:“一直到现在,我都认为这个代数老师是第一个改变我的命运的人,我现在很感激她,如果不是她当年对我做的这场体罚,我不会走上今天的路。”谁都不能否认,这是一把充满悖论的双刃剑,既伤害了三毛,又成全了三毛。她的一生就是在伤害与成全的纠缠中,循环往复成一个万劫不复的命运怪圈。准确地说,是在孤独与倾诉中循环。在她倾诉得越多的时候,正是她孤独越深的时候。她每时每刻不得不用梦幻中的诉说来排遣自己的孤独。还有就是流浪。流浪,成了三毛后半生的嗜好和全部。她尤其喜欢人迹罕至和荒无人烟的地方,比如沙漠。在这里,她可以毫不设防地袒露自邑,包括灵魂和肉体。她可以彻底地放飞自己,独自进行着永不停歇的精神翔舞……台湾和大陆的众多读者之所以热捧三毛,正是喜欢那一种忧伤与孤独。孤独是生命的矜持,是傲立于冰山上的雪莲啊!其实,一直以来,三毛都在努力解开坏孩子的死结,但最终还是没能解开。
中学老师杀害了三毛
有一个高中学生,喜欢上班上一个漂亮女孩,所以洋洋洒洒写了一封含情脉脉、肉麻之至的情书,信写好后,却不敢自己交给对方,怕一旦遭到拒绝会让自己更加难堪,于是,就找到女孩的弟弟,托他转交给女孩。经过一夜的等待和猜想,第二天,男孩迫不及待地问小弟:“我昨天给你的信,你交给你姐姐了吗?”小弟回答道:“噢,昨天我姐姐不在家,所以我把信交给我爸爸了!”“啊?交给你爸爸了?”男孩有些紧张了,急切地问,“那你爸爸怎么说?”“我爸爸呀,他看了很生气,说你不念书,很无聊,就叫我把信还给你!”小弟说。男孩感到有些失望和恐惧,这种事情一旦让家长知道就不得了了,好在女孩的爸爸不认识自己,“那把信给我吧?”男孩对小弟说。“信?我昨天拿到你家要还给你,可是你不在家,所以我只好交给你爸爸啦!”小弟说。男孩听后,差点晕倒。笑里藏道: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好汉。——陶行知(中国教育家)求人不如求己,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幸福缔造者。幸福和快乐来源于自己的头脑和双手,别人不能主宰自己的事情。凡事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时时事事要靠自己的努力才是上策。一事当前,相信自己的才干、能力和决策。
送情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国旗上只有48颗星,它代表着当时美国联邦政府的48个州。但上世纪50年代后期,2个新的州即将加入联邦政府,这样,有着50个州的美国,再用48颗星的国旗就显得很不合适了。那么谁是新国旗的设计者呢?出人意料的是,50颗星的新国旗的设计者,在当时仅仅是个17岁的高中生,他的家在俄亥俄州的兰开斯特市。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个星期五下午,高中生罗伯特G·赫弗特坐着校车回家。他一路上都在思考历史课老师普拉特先生布置的家庭作业。老师要求全班同学各自独立完成一个课题,这个课题要能表达他们对历史这门学科的兴趣。要求是:有可视性,有独创性。作业要在下星期一完成。做什么好呢?罗伯特所乘坐的校车驶过兰开斯特市的闹市区时,他一眼看见了飘扬在市政厅屋顶上的美国国旗。“就是它了,我要设计一面新的国旗。”他对自己说。当时,阿拉斯加很快就将成为美国的第49个州,他有一个预感,其时由共和党占统治地位的夏威夷,也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美国的第50个州。回到家,一放下书包,罗伯特便着手设计心目中新的美国国旗。他画出了50个小格子,每一个格子里画上一颗五角星。思路一打开,便一发不可收,他一口气将脑海中的图案定格于稿纸上:每行6颗星,一共有5行,另外还有4行,每行5颗星。第二天早上,他从衣柜里找出家里备用的当时的国旗,在客厅里,用剪刀剪下了蓝底上印有48颗星的那一角。妈妈看见罗伯特用剪刀剪国旗,着实吓了一跳。她责备罗伯特亵渎神圣的国旗。可罗伯特争辩说,这是在做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妈妈,我保证,我不会把国旗给搞糟的。”罗伯特说。罗伯特骑车到商店买来了一块蓝色的棉布,还有一些补衣服用的白色不干胶胶布。只要用熨斗一熨,这些胶布就会粘在棉布上。他先用硬纸板剪好五角星的样子,然后照着样子在不干胶胶布上画下100颗五角星,剪下来,这样,他就可以在蓝布的两面都各贴上50颗星了。本来,罗伯特打算请妈妈帮他把做好的这块旗面缝到那面旧国旗上去,但是妈妈不愿意“胡来”。于是,罗伯特只好自己用脚踏缝纫机把这一角缝了上去,连他自己都惊讶,居然自己会无师自通地使用缝纫机。最后,他用熨斗把缝好的新国旗熨烫平整。家庭作业完成了。但结果并不像罗伯特所希望的那样能得到个“A”。老师普拉特先生仔细看了罗伯特的杰作,摇了摇头说,这不是我们真实的国旗,我们的国旗上哪来50颗星?尽管罗伯特解释了又解释,但普拉特先生坚持只给罗伯特打个“及格”。罗伯特又气又恼,非常扫兴。他据理力争,这还是他第一次为自己的分数与老师争辩:“我认为我的作业应该得到更好的分数。另一个同学做了一幅树叶粘贴画都得了‘A’,我的作业为什么不能?何况我的作业还发挥了一定的想像力呢!”普拉特先生冷静地看着罗伯特,宣布说:“如果你不喜欢我给你的分数,那你自己把旗帜扛到华盛顿去,看他们能接受不?”这正是罗伯特心中所希望做的事。他马上骑车去了当地议员沃尔特·莫勒先生的家。敲开议员的家门,罗伯特把他自己设计的、新做的国旗拿给沃尔特·莫勒先生看,并陈述了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新国旗的原因。这个稚气未脱的17岁的高中生问议员先生:“您能把我设计的新国旗带到首都华盛顿去吗?如果要举行为50个州的美利坚合众国设计新国旗的比赛,议员先生,您能把这面旗帜推荐去参加比赛吗?”面对这位情绪激动的中学生,莫勒先生显得手足无措,最后终于答应下来。“也许他是想赶紧把我打发走。”罗伯特后来对人讲起这事时笑着说。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罗伯特一直怀着希望等待着。1959年1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了公告,宣布阿拉斯加成为美国的第49个州。就像其他的州一样,按规定,代表阿拉斯加州的这一颗星,应该在7月4日美国国庆这一天加进国旗里。但是,显而易见,49颗星的美国国旗几乎立即就要过时——因为到这一年的8月,夏威夷就将成为美国的第50个州。这正是罗伯特所预料和期望的。这时,罗伯特已经高中毕业了,普拉特先生给那次作业判下的可悲分数“及格”仍然记录在登记本里。罗伯特成了一家工业公司的制图员。“我设计的那幅国旗不知怎么样了?”他时常禁不住想到它。他已经听说有成千上万的国旗设计方案交了上去。国会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审查,最后选出5个方案上报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到了那年6月份的时候,一天,罗伯特正在公司的制图室工作,一位秘书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叫他:“有你的电话,是一位国会议员打来的,快去接。”是莫勒先生,罗伯特一下子就听出了他的声音。“孩子,我为你骄傲,艾森豪威尔总统选择了你的新国旗设计方案。祝贺你!”罗伯特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买了机票飞到华盛顿,为的是亲眼去看看自己设计的新国旗被人们挂起来的样子。这是它第一次高高地飘扬在国会大厦的房顶上!那时,虽然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设计,但是罗伯特的方案是最先交上去的,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草图,它是一面真实的旗帜。这正是罗伯特的方案胜出的优越条件。从此,罗伯特设计的美国新国旗便成了这个国家正式的国旗,它很快插遍全美各地;它在每一个州的议会大厦上高高飘扬;也遍插于美国驻世界各国大使馆的屋顶上。它是美国历史上惟一一面历经5届总统,现在仍然飘扬在白宫上空的国旗。那么,后来罗伯特的老师普拉特先生的态度呢?罗伯特从华盛顿回到家乡的当天,普拉特先生就修改了当初的分数。但是,罗伯特若有所思地说:“如果我的分数不是那么低的话,我不会拿了旗帜去找议员莫勒先生,如果我没去找莫勒先生,我的设计方案也就永远不会为人们所知,我也许就不会飞去华盛顿……”这就是机遇,它垂顾了紧紧抓住它的人。这就是一个美国中学生设计美国国旗的故事。“也许他是想赶紧把我打发走。”罗伯特后来对人讲起这事时笑着说。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罗伯特一直怀着希望等待着。1959年1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签署了公告,宣布阿拉斯加成为美国的第49个州。就像其他的州一样,按规定,代表阿拉斯加州的这一颗星,应该在7月4日美国国庆这一天加进国旗里。但是,显而易见,49颗星的美国国旗几乎立即就要过时——因为到这一年的8月,夏威夷就将成为美国的第50个州。这正是罗伯特所预料和期望的。这时,罗伯特已经高中毕业了,普拉特先生给那次作业判下的可悲分数“及格”仍然记录在登记本里。罗伯特成了一家工业公司的制图员。“我设计的那幅国旗不知怎么样了?”他时常禁不住想到它。他已经听说有成千上万的国旗设计方案交了上去。国会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审查,最后选出5个方案上报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到了那年6月份的时候,一天,罗伯特正在公司的制图室工作,一位秘书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叫他:“有你的电话,是一位国会议员打来的,快去接。”是莫勒先生,罗伯特一下子就听出了他的声音。“孩子,我为你骄傲,艾森豪威尔总统选择了你的新国旗设计方案。祝贺你!”罗伯特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买了机票飞到华盛顿,为的是亲眼去看看自己设计的新国旗被人们挂起来的样子。这是它第一次高高地飘扬在国会大厦的房顶上!那时,虽然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设计,但是罗伯特的方案是最先交上去的,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草图,它是一面真实的旗帜。这正是罗伯特的方案胜出的优越条件。从此,罗伯特设计的美国新国旗便成了这个国家正式的国旗,它很快插遍全美各地;它在每一个州的议会大厦上高高飘扬;也遍插于美国驻世界各国大使馆的屋顶上。它是美国历史上惟一一面历经5届总统,现在仍然飘扬在白宫上空的国旗。那么,后来罗伯特的老师普拉特先生的态度呢?罗伯特从华盛顿回到家乡的当天,普拉特先生就修改了当初的分数。但是,罗伯特若有所思地说:“如果我的分数不是那么低的话,我不会拿了旗帜去找议员莫勒先生,如果我没去找莫勒先生,我的设计方案也就永远不会为人们所知,我也许就不会飞去华盛顿……”这就是机遇,它垂顾了紧紧抓住它的人。这就是一个美国中学生设计美国国旗的故事。
中学生设计美国国旗的故事
平海中学初三(1)班新来了一名住校女插班生,名叫陈燕,姑娘长相俏丽,学习也很刻苦,但她性格内向平时总是沉默寡言。让同学们感到纳闷的是,陈燕从不和同室女生一起洗澡,连上厕所也总是一人悄悄地进出,显得神秘兮兮。时间一长,这事就在同学中间议论开了,有人怨陈燕脾气太古怪,有人猜测她有隐私暗病,也许是个不男不女,将来没有生育能力的“石人”吧!不知谁传出一个更为可怕的消息,说陈燕屁股上长有一条又黑又长的尾巴,有人还看到过呢……消息传开,同学们开始用探奇的目光去看陈燕,谁都想知道这位漂亮姑娘怎么会像古猿人那样屁股上长有一条尾巴,莫非她身上发生了返古现象?和陈燕同室的几位女生心里更是既害怕又好奇,她们远远地躲着陈燕,暗中却总想窥个明白。然而陈燕总是背着人偷偷地更衣洗澡,从不让同学发现自己的隐私……这件事让班主任沈老师知道了,她也觉得惊诧:难道陈燕同学真是个长尾巴的女孩?带着疑窦,沈老师想弄清这件事却又怕伤害这位女生的自尊心,于是趁着空隙她特意留意起这位性格内向的女孩,通过观察发现她的举止确有些古怪。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去上海参观游览,晚上就寝时沈老师特意和陈燕同住一室,晚休前她故意帮同学整理床铺,趁着陈燕不防备,突然用手往陈燕的屁股上一摸,这一摸不由让沈老师暗吃一惊,凭着手感她发觉这女孩的屁股上果然有一根硬硬的东西!鉴于当时有别的同学在场,沈老师故意装作没事,事后才悄悄找她谈话,如果这女孩子真有生理缺陷,应该说服她尽早去医院检查做手术才对。谁知这一问却羞得陈燕同学满脸通红泪水簌簌直流……经耐心询问,陈燕才道出了一段难以启齿的伤心事:原来她屁股上根本没生什么尾巴,而是由于当营销员的爸爸出差时行为不检染上了性病,回家洗澡时把病菌带入浴缸,陈燕洗澡时不幸就染上了病菌得了性病。一名正值青春貌美的少女得了性病,这是多丢人的事!为此陈燕不知流了多少泪,无奈,妈妈只好陪她悄悄去外埠医院治疗,为了不让同学知道,还为她转了校,为了不把病菌传染给同学,陈燕上厕所或洗澡时总是回避着同学,不想这件羞事还是让老师察觉到了,其实刚才沈老师用手触及到的那根"尾巴"是医院为她敷药时留在下部的绷带。“尾巴”之谜终于弄清了,经医院精心治疗,陈燕同学很快康复了。由于父亲行为不端而累及子女,这件事值得人们深思!
长尾巴的女孩
星期五上午,实验中学操场内彩旗飘扬,欢声震天,来自四面八方的家长和学生聚集在这里,等待着家长运动会的开幕。这是实中举办的首届家长运动会,也是全县首次举办家长运动会,吸引了县内外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等媒体的关注,各路记者纷至沓来,做好了随时采访的准备。赞助单位县红星鞋厂的张厂长带着一箱运动鞋早早赶到运动场。按照规定,每个项目的冠军得主每人将获得出口转内销的“红星牌”高级运动鞋一双。那些来自小城不同行业的学生家长个个兴奋不已。他们早早换上特意买的运动服,个个跃跃欲试,就等在运动场上奋力一搏,好让自己的孩子和同学们看看,“某某某的家长就是厉害”。时间到了,实中王校长大声宣布:实验中学首届家长运动会现在开幕!“叭”“叭”“叭”随着三声发令枪响,比赛正式开始。“首先进行第一项:铅球比赛”……“第二项标枪比赛”……“第五项,女子5000米长跑比赛”“请参加5000米比赛的运动员马上到点录处点名”……“紧急通知:请参加5000米比赛的张强同学的家长赶快到检录处点名,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紧急通知:请参加5000米比赛的张强同学的家长赶快到检录处点名,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紧急通知:请参加5000米比赛的张强同学的家长赶快到检录处点名,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参加5000米比赛的女运动员们身穿簇新的运动服,不时做着各种准备动作,焦急地等待着庄严神圣时刻的到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发令枪已经高高举起,发令员的食指开始弯曲。突然,一个裹着灰头巾、身穿蓝褂子的中年妇女推着一辆破自行车,急匆匆闯进来会场。“我是张强的母亲,对不起,我来晚了”“总算来了,赶快准备,换上运动服”“运动服?噢,对不起,我……我没运动服,就这样跑行不?”“那就破一次例……好吧”家长的目光齐刷刷投向眼前这位戴着灰头巾,裤子上沾满泥巴的家长。“她就是张强的母亲?那个从乡下考来的学生?那个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的学生?”“听孩子说张强从小没了父亲”“她也来参加比赛?”那些早已等急了的家长你望着我,我看着你,互相传递着疑惑的目光。比赛开始了。家长们个个身处浑身解数,奋力向前冲去。围观的学生起劲地鼓掌。一圈、两圈……几圈不到,张强的母亲就跑到了最前面。当家长运动员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再也迈不动步子,还差四五圈的时候,张强的母亲已经到了终点。“现在播报运动会最新消息:在刚刚举行的女子5000米长跑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是初三四班张强的妈妈。“运动场上顿时鸦雀无声,几秒钟之后,突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整整持续了5分钟,创造了实中掌声史上的新纪录。“下面,请5000米冠军获得者张强的妈妈上主席台领奖,奖品红星运动鞋一双”广播里响起了欢快的运动员进行曲。张强的妈妈摘下头巾,一边吹着上面那层厚厚的一尘土,一边走上主席台,高兴地接过那双崭新的运动鞋,轻轻地摩挲着,像抚摸着孩子的头。眼睛里写满了幸福和激动。“想不到,一个农村妇女能获得第一名,不简单,不简单”“我要好好挖掘一下,是什么原因能使她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记者们赞叹着,蜂拥而上,纷纷将镜头对准了这位农村大嫂。“请问,您以前参加过运动会吗?”“运动会?没有,从来没有”“能谈谈您获得第一名的秘诀吗?”“秘诀?啥子秘诀?”“那您的长跑耐力和速度是怎么练出来的?”“俺也没什么锻炼。俺每天清晨从乡下来城里卖山货,天黑返回。来来回回都十几年了。俺家离这里50多里地呢”“是什么动力让您有勇气来参加这次运动会?”“说实话不怕您笑话。俺本来不想来,可听孩子说,获得冠军奖一双运动鞋。您不知道,俺孩子从小到大,还没穿过运动鞋。俺知道他喜欢,做梦都想要,可他从没跟俺提过。这不,俺就这么着来了”“记者同志,我要快回去,把这双鞋给我儿子,他穿上了不知道得有多高兴。噢,忘了告诉您,我儿子的脚崴着了,今天请假在家没来。”“记者同志,俺走了”说着,张强母亲骑上自行车朝操场下的那条大路驰去。“叮铃铃”“叮铃铃”……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不时丢下一串串欢快的铃声……“下面,请5000米冠军获得者张强的妈妈上主席台领奖,奖品红星运动鞋一双”广播里响起了欢快的运动员进行曲。张强的妈妈摘下头巾,一边吹着上面那层厚厚的一尘土,一边走上主席台,高兴地接过那双崭新的运动鞋,轻轻地摩挲着,像抚摸着孩子的头。眼睛里写满了幸福和激动。“想不到,一个农村妇女能获得第一名,不简单,不简单”“我要好好挖掘一下,是什么原因能使她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记者们赞叹着,蜂拥而上,纷纷将镜头对准了这位农村大嫂。“请问,您以前参加过运动会吗?”“运动会?没有,从来没有”“能谈谈您获得第一名的秘诀吗?”“秘诀?啥子秘诀?”“那您的长跑耐力和速度是怎么练出来的?”“俺也没什么锻炼。俺每天清晨从乡下来城里卖山货,天黑返回。来来回回都十几年了。俺家离这里50多里地呢”“是什么动力让您有勇气来参加这次运动会?”“说实话不怕您笑话。俺本来不想来,可听孩子说,获得冠军奖一双运动鞋。您不知道,俺孩子从小到大,还没穿过运动鞋。俺知道他喜欢,做梦都想要,可他从没跟俺提过。这不,俺就这么着来了”“记者同志,我要快回去,把这双鞋给我儿子,他穿上了不知道得有多高兴。噢,忘了告诉您,我儿子的脚崴着了,今天请假在家没来。”“记者同志,俺走了”说着,张强母亲骑上自行车朝操场下的那条大路驰去。“叮铃铃”“叮铃铃”……那辆破旧的自行车不时丢下一串串欢快的铃声……
一双运动鞋
我是从一所农村中学考上那所著名大学的。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身上有着农村学生的典型特征:衣着寒酸,胆小怕事,沉默寡言,并且深深地自卑。一开始我就为自己的大学生活做了安排:努力学习,争取奖学金;周末做家教,挣生活费;多余的时间就靠坐图书馆打发时间。然而林和江的出现却打乱了我按部就班的生活安排。他是学校广播站的站长,比我高一届。在新生欢迎大会上,他作为学生代表致词。看到他的刹那,我就被他周身散发出来的光芒深深吸引住。一见钟情这种事在我身上发生了。回到寝室,我推翻了之前对大学生活的所有构想,我不漂亮,如果再那么平凡地生活,他可能永远都不会注意到我的,我应该让自己变得优秀,甚或完美,耐心地等到他来对我说“我喜欢你”。第二天我就报名去考广播站了。广播站是学校最有影响力的社团,要求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这次他们只招一个播音员和一个采编记者,报名的却有几百个,主考正是林和江。当我用带有浓重方言的普通话读完材料时,发现几个评委已经笑趴下了,一个男生说:“这样的也来报考广播站!”林和江也好不容易忍住笑,他说:“小妹妹,回去练练普通话,以后有机会的。”没想到一腔热情居然换来这样滑稽的结果,我的眼泪终于没能止住,十分狼狈地逃回了寝室,然后便打了退堂鼓。没想到几天后在食堂吃饭,居然遇见了他。他还记得我,主动向我打招呼:“小妹妹,要勤加练习哦。”我的心一下子又跳了起来,我想,4年,还有4年,我会等到我的王子的。那以后,我几乎是拿出了当初考大学时的劲来练习普通话,每天疲倦而又心无旁骛地向着目标冲锋。很快机会就来了,两个月后,广播站因为走了一个播音员而不得不再次公开选拔。这次的主考是上次笑趴下的那个男生,看到他,我微微有点窘,可是一想到日后可以和林和江共事,我还是鼓起勇气把那首煽情的诗念完了。男生听完,一脸欣喜的样子,说:“你大一的?不错不错,我们就选你了。周六晚上站里同事聚餐,你也参加吧,顺便认识一下台里的兄弟姐妹。”他显然已经忘记我就是两个月前让他笑趴下的那个女生了。同事聚餐?也就是说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认识林和江了!我兴奋得无以复加,早早就做好了准备。可是周六晚的聚餐让我又喜又悲,喜的是我如愿以偿见到了他,他微笑着向我敬酒,说:“你是那个大一的小妹妹,恭喜你终于成功了,跟着你们的新站长好好干!”悲的是,离开的那个播音员就是他!这次聚餐就是为了替他饯行的。这也许是老天对我开的一个大大的玩笑,或者小小的考验。学校每月会给广播站员工一笔不少的补贴,这对我这个每月要为生计发愁的农村孩子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所以我不能放弃。林和江已经做了学生会主席。于是我在熟悉广播站的工作之后,也很快地将重心转向了学生会。要想进学生会这一全新的领域,我必须从头做起。要有竞选资格,必须先在班上担任一个要职。我全力以赴,终于争取到了团支部书记的职位。一学期的兢兢业业工作之后,我被系里提拔为宣传部长。这时候,寝室的女孩子都已有了自己的另一半,她们对我执著于工作感到不可理解,常常劝我:“叶宣,花开的季节可不长,不要浪费了自己的大好时光哦。”我总是苦笑,她们哪里知道,在女孩子的这个季节,我早就听到了自己花开的声音,并且立志把自己的花开得最美。大二下学期,校学生会换届大选,得知林和江将连任主席,我兴奋极了,因为校团委已经找过我,希望我能担任宣传部长。新领导班子的碰头会上,林和江看到我,很惊讶地开玩笑说:“怎么又遇到了,咱俩缘分可不是一般的深啊。”我在心里暗笑,这种缘分也不是一般人能制造出来的啊。共事一个多月以后,我发现很难看到他的影子,我惴惴不安地想,难道他又有什么事?果然,没多久,校团委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兴趣任校学生会主席。“我?!那林和江呢?”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哦,林和江嘛,他主动请辞了,好像是准备考研,只好放弃手上所有的工作。人各有志,勉强不得呀!”回到寝室,我郁闷了好久。我们是不是真的没有缘分?否则两年多了,为什么我们总像两个奔向不同目的地的路人,还来不及看清对方的表情就擦肩而过呢?可转念又想,这么久了,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谈恋爱,是不是只是缘分未到?想着想着,我新的决心下定了——追随他去考研。林和江报考的是北京大学。我一听就傻了。这时候的我,因为忙,无心顾及学习,英语四级还没过呢,成绩排在年级的一百名以后。我不知道我和林和江的距离还有多远,但我知道我和北京大学的距离十分遥远。可我还是决定要试试——如果每个女孩都是一朵花,那我就太平凡了,除了怒放,我想不到可以引起别人注意的方法。我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在校外租了个很小的房子,开始了艰难的考研拼杀。室友们笑我,背单词背得像傻子,高数题做得像疯子,政治说得像领导班子。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像得了厌学症一样,看到那一摞摞厚厚的考研资料就恶心犯晕。好友陪我爬山散心,我站在高高的山坡上,忍不住大喊:“北大!我一定要考上北大!”好友被我的举动吓了一大跳,她问我:“你为什么总是把目标定得那么高呢?你不感到累吗?”我哭了,哽咽着说,你不懂的。大三那年4月份,林和江的考研成绩出来了,很遗憾,离录取线差了二十多分。我也长长地舒了口气,心想明年我考不考得上也都无所谓了。林和江找了份工作,在省电视台做主持人,我窃喜,幸好我对学校电台的工作比较熟悉,也许毕业可以朝这个方面奋斗。按照学校的惯例,6月份会举办一个经验交流会,找来大四一些比较出色的学生给学弟学妹们一点学习或找工作的指导,林和江自然也在被邀请的行列。那天的交流会我也参加了,我坐在角落里,心情很复杂,有些期待,也有些害怕。交流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主持人突然问了林和江一个问题:“大学4年,你一直走得很顺利,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很想知道除了你自己的毅力,还有没有其他的力量支持你前进呢?比如说……”主持人狡黠地眨眨眼,转向观众说,“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台下哗然。林和江显然没料到这招,怔了好一会儿。大家安静地等待着。他突然起身走下台,走过我的身边,看到我的时候甚至还朝我点头笑笑,然后变戏法一样地从我身后拉出一个女孩子。他说:“就是这个女孩,她一直默默地支持我,怕影响我的工作,4年来都不愿透露我们的关系。没考上北大,我觉得很遗憾,但更多的是庆幸,几年来我总以为幸福在前方,却忘了身边触手可及的幸福,幸好上帝给我机会去发现并且珍惜她。现在我要对她说声‘谢谢’。”这时,观众席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很坚决地离开了现场,我觉得这真像一部煽情而又低俗的肥皂剧,当男女主人翁团聚的时候,总会有蹩脚而受伤的第三个人偷偷哭泣。我也终于知道,在我最期待爱情的时候,上帝不小心睡着了。我给自己放了两个月的假,和所有女孩一样,乐此不疲地买自己喜欢的衣服,和男孩子约会,吃街边小摊上辣得掉眼泪的麻辣烫。3年来,我一直在马不停蹄地奔跑,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这样的生活也很好。大四那年,我放弃了实习,继续准备考研。那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照例是一年一度的交流会,主持人问我:“你的经历很像上一届的林和江,都做过广播站的站长,做过学生会的主席,也都考过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可以说是太巧了,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你是把他当成目标在追赶,是这样的吗?”我愕然,然后平静地说了一段很励志的假话:“是的。4年来,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的目标。我进校的时候,他就已经很优秀了,光芒四射。那时,我还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小姑娘,但是我决定要追赶他,所以,4年来,我一直在奔跑……我想证明一点,男孩子能做到的,女孩子也可以!”说完,我颓然坐下。观众席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可是,只有我自己听到了,心中花开过后花瓣脱离花朵的声音。
奔跑在爱情的高速路上
师大要毕业的那年,我被分配到一所中学实习,我所在的班级有几个孩子特别调皮,软硬不吃,总和我作对,弄得我哭笑不得,很尴尬。于是我就请我的指导老师帮忙,让他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指导老师听了我的要求,没有直接回答我,却给我讲了他的一段经历:师大毕业,刚被分进中学,我便当上了班主任。班上有几个特别淘气的学生,老是影响班级的成绩,叫我很头痛,好几次我找校长,说最好把他们弄走,可校长始终不肯答应。有一天,那几个孩子又给我惹事了,气的我跑到校长家里,跟他诉苦,说这几个差生,搅得我的班级不成样子,让我的一番心血都白费了,快把他们弄走吧。校长是个花迷,他一边不停地给自己的花园里的各种花草浇水,一边笑着说:“没那么严重吧?淘气的孩子身上也有优点嘛。”“可我实在找不出他们身上的优点啊!”我急了。“小伙子,慢慢来嘛!”校长不急不忙地在给一株名花搭着支架。忽然,我发现在一片开的很旺盛的花朵中间,很明显地生长着几株野草。我伸手要去拔,校长拦住我。我不解地问为什么?校长说:“这片花里必须留着几株草,要不这花就不会开得这么好了。”怎么会有这种怪事呢?我更加迷惑不解了。校长解释道:“这种花特别贪长,若没有几株草跟它们争养料,它们会长得很高,却开不出多少花;有了这几株草,它们就能恰到好处地生长,花开得多,开得艳。”哦,原来是这样,我不由得多看了这几株平常的草。蓦然间,我的心底涌入一股清爽的风———哦,即使是看似可有可无的草,也有着某些花所不具备的优点啊!后来,在我的热情帮助下,那几个淘气的孩子都有了根本的转变,我的班级成了最好的班级。在班主任的经验交流会上,我只说了一句话———千万不要轻易拔去花间的草。
不要轻易拔去杂草
1我和沈钧都是从乡镇中学考进市一中的学生,不仅同班,高中三年还住在同一间宿舍。刚上高中那阵子,因为终于摆脱了父母的严厉管教,我们这群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就像突然被放飞的鸟,欢喜雀跃,扑腾得迷失了方向。我们宿舍住六个人,而沈钧是最不合群的一个。同样来自农村,他的言行举止和穿着打扮都让我们反感。难道农村来的,就得穿成一个土包子吗?再加上他长得瘦小,豆芽菜一般,我们都不屑和他交往。但毕竟是住同一间宿舍的兄弟,周末大家结伴出去时,都会邀他,可他不领情,一次也没和我们出去过。有时收到家里寄来的生活费时,我们就会凑点钱到校外的小餐馆里聚聚,改善一下生活,也增进友谊,但沈钧对此却嗤之以鼻。刚开始我们以为沈钧是怕花钱,从他并不多且破旧的衣物中,我们感觉得到他的贫穷。如果他合群些,表现得卑微且乖巧一些,我想我们宿舍的兄弟都会愿意帮助他,并且不会去和他计较谁出钱多少的问题,但他偏不这样,反感别人的怜悯,而且还高调地摆明他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对谁都没有好脸色。宿舍睡前都有开“卧谈会”的习惯,谈论班上哪个女生最漂亮,哪款新出的手机最时尚,什么电脑游戏最好玩时,他会不合时宜地冒出一句:“真是肤浅,拿着父母寄来的血汗钱在这里胡混,还那么得意。”他唐突的语言让谈性正浓的我们仿佛挨了当头一棒。我是宿舍的老大,不仅年纪稍长一点,个头也最高,平日里众兄弟都对我恭恭敬敬,突然当众被沈钧这棵小豆芽菜教训了一顿,颜面何存?沈钧睡我上铺,我恼怒地蹬掉被褥,双脚直踹床板,厉声骂道:“你这个小王八蛋,欠揍呀!”没想到沈钧这家伙,人长得瘦小,脾气却不小,他火药味十足地回敬我:“踹什么踹?有本事把这床板扔到楼下去?”我一骨碌爬起来,硬生生地把睡在被窝里的沈钧给拽了下来。如果不是宿舍其他人拼命拉开,我肯定要好好修理这小子一顿,太不上道了,居然和我叫板。那天晚上以后,我和沈钧就结下了梁子,无论在宿舍还是在教室,我们都当对方是空气。我的人缘好,成绩也不差,宿舍的几个兄弟整日里围着我转。我们呼朋引伴,玩得乐不思蜀,个性孤僻的沈钧终日里一个人来来去去,落寞而孤单。2宿舍里的老三许明,从进高中开始就穷追不舍地向隔壁班的一个女生献殷勤,经过长达半年的努力,那女生终于答应和他约会了。约会是要花钱的。我们来自农村,家境一般,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计算着用,身上能余下来的钱并不多,但我们除了出谋划策外,还把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钱都鼎力相助了。可许明数了数,钱还是太少,这样去和一个女生约会实在是没面子,于是他把乞求的目光投向了沈钧。我们都知道,虽然沈钧家里穷,但他自己会写文章挣钱。上高中后没几个月,我们就发现他一直在给杂志社写稿,时常能收到各种样刊和稿费单。许明在班上是负责收发信件的,沈钧的稿费单都要经过他的手,至于沈钧这几个月以来到底收到了多少稿费,许明心里最有谱,为此他希望沈钧能帮助他。我们曾听许明说过,沈钧的稿费每个月都有几百元,最多的一次,单单一张稿费单就有两千元。他平时那么节省,又不出去玩,在这个宿舍里,无疑是个小财主了。除了找他借钱外,别无人选。再加上平日里,许明对沈钧还是比较友善的,他的那些样刊、稿费单一次也没弄丢过。我们都以为,这一次沈钧肯定会帮助许明,而且这也是一次他向我们几个兄弟示好的绝佳机会。许明还没开口,沈钧却先说话了:“你不要看我,我不会帮你的,我的钱都是自己辛辛苦苦写稿挣来的,不可能借给你花天酒地。”说完,他径直走出了宿舍。许明傻眼了,一脸绯红。其他几个兄弟愤怒地拍着桌子叫嚣:“沈钧,你小子够绝情的。”我不解气,这个沈钧怎么没点人情味,于是追着冲出宿舍,把刚走出去的他给拖了回来。我知道这次约会是许明的第一次约会,对他很重要。“你放开我,陈立。”沈钧在我的大手下拼命挣扎。我紧紧地拽住他,忍着怒火,用极恳切的语气对他说:“沈钧,以前是我不对,我在这里给你道歉了,但这次无论如何,你都要帮帮许明。”沈钧抬起头,怀疑地盯着我,他知道我是那种就算有错也不肯承认的人。但很快,他的目光就从我的脸上飘过,依旧冷淡地说:“对不起!这件事我无能为力。”听他说完,我心寒了,于是狠狠地一把将他推出去。没想到他趔趄一下撞到了铁架床的横杆上,额头磕出了血。事情的突变令大家恐慌起来,特别是看见沈钧汩汩流血的额头和瞬间被血染红的白衬衣时,我们都傻眼了。许明第一个反应过来,他赶紧抓起一条毛巾跑过去捂在沈钧的额头上。“快帮忙把血止住。”许明着急地叫起来,我们这才手忙脚乱地跑过去帮忙。看着一脸血迹、身子单薄的沈钧,我一阵内疚。“对……对不起!沈钧,我不是故意的。”我支支吾吾,心里忐忑不安。“别傻站着,我们要先送他去医院包扎伤口,还要打破伤风疫苗。”许明理智地说。“大家别乱,不要一窝蜂出去,不然被老师发现了。”一个兄弟提醒了一句。沈钧还算配合,他没有大声嚷嚷。在许明的护送下,沈钧悄悄溜出了宿舍楼。余下的我们,借着夜色鱼贯而出。这是第一次,我们宿舍的六兄弟集体外出,不是去玩,而是送沈钧到医院包扎伤口。在医院时,我主动守护在沈钧身边,心里很慌乱。还好,医生说,沈钧的伤口不深,以后不会留下疤痕。回去时,许明向沈钧求情,让他别把这事告诉老师。沈钧默许了,但他依旧没借钱给许明。许明错过了约会时间,还把钱都花在医院为沈钧包扎伤口上。看得出来,他有些遗憾,但他还是自嘲地解释说:“如果两情相悦,又何必拘泥于一次约会呢?”3我没想到,那么小气的沈钧,在后来我父亲生病住院,在我家人四处忙着筹钱时,他会主动来帮助我。那时已经上高二了。有一天上课时,姐姐突然来学校找我。看她一脸焦急的样子,我就猜到肯定是家里出事了。听完她的诉说,我愣住了,父亲在田里干活时,突然晕倒,现在已经被送到医院抢救。我心慌得连手都冰凉了,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就是借,也得有时间去筹。我请了几天假,跟姐姐去了医院。那几天里,我看护着父亲,妈妈和姐姐都回村里向亲戚朋友借钱去了,但昂贵的医疗费用还是让我们头痛不已。宿舍的兄弟都到医院来看望我父亲,他们还买了很多水果。看着真诚的他们,我心里很欣慰,只是面对躺在病床上羸弱的爸爸,我还是忍不住长吁短叹,一脸愁容。都还是学生,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想帮也帮不上我,除了宽慰别无他法。沈钧是和大伙一起来的,他的出现我很意外。自那次我把他的额头磕破后,我们之间的关系较以前已有所缓和,但平日里我们还是没有私交。我一直觉得,我们是不同类型的两种人,永远不会有融洽的一天。兄弟们围着我说话时,沈钧一直默默地站在旁边,直到离开,他都没说一句话。我没想到,第二天中午,沈钧居然会一个人再跑来医院。看着气喘吁吁的他,我疑惑了。正纳闷时,他把我叫到了病房外的走廊上。“这个给你,里面的钱少了点,只有两千多……”说着,他递给我一张银行卡。我愣住了,思绪半天转不过弯来。我还没开口说话,沈钧又接着说:“这个周末,我会回家一趟,家里还有一张存折在我妈手上,里面有一万块钱,可以帮你解燃眉之急。”我呆呆地望着沈钧,不知该说什么好,感动得泪花四溅,然后紧紧地拥抱住他。我从来没有想过沈钧会帮我,而且是竭尽全力地帮我。这些天,妈妈和姐姐磨破了嘴皮还是没借到多少钱。她们说:人情淡薄了,钱难借。沈钧的雪中送炭让我汗颜,我后悔自己曾经那么欺负他。和沈钧友谊的开始,我是带着满满的报恩心理,像是在弥补自己曾经对他的亏欠。可是有一天,沈钧对我说:“陈立,我们换一种方式相处吧。”听他这么说时,我不知所措,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确实,面对沈钧莫大的恩情,我常常不知道要如何来表达自己对他的感激。毕竟之前,同学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都没有什么过密的交往,突然间的形影不离,让彼此都不适应。“你像对其他同学一样对我就可以了。我知道,如果我有什么事,你也会那么帮助我的,对么?所以说,不要带着那种报恩的心理,让彼此都难过。我期待的是我们之间平等纯正的友谊,不夹杂其他的东西。”沈钧一口气说了很多。我明白他的话,点点头说:“嗯!”然后情不自禁地握住他的手。4友谊也是需要磨合期的。在高中第三年里,在高考的脚步一天天逼近时,我和沈钧成了真正的朋友,彼此关心,真诚而且融洽。“陈立,你是宿舍的老大,要带好头,引导大家走一条正确的路,我真的希望高考时,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骄傲,考上自己理想中的大学。”一天沈钧在晚自习前散步时对我说。原来随着高考日期的临近,巨大的学习压力和心理压力,让宿舍里年纪最小的陆佳豪产生了严重的厌学情绪,那小子居然开始不写作业,还逃课。这段日子以来,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地学习,我确实是忽略了他。陆佳豪成绩不差,但是不稳定,时好时坏,而他家里每隔几天就会打电话来嘘寒问暖,查问他模拟考试的分数,让他烦躁不安。“他接着电话突然就和对方大声嚷嚷起来,然后很快就挂了电话,一个人呆呆地在窗前站了很久,后来还趴在窗台上,传出了压抑的抽泣声……陆佳豪肯定背负了很大的压力。”沈钧说。那天傍晚宿舍就他俩在,沈钧看见他趴在窗台上颤抖的双肩时,心里也是异常难过。每个面临高考的学生都要背负来自家庭的巨大压力,父母殷殷期盼的眼神让人不寒而栗。“我有时也很迷茫,怕自己一不小心就辜负了父母多年来所付出的辛劳……”沈钧说,脸上不由呈现出黯淡的表情。那是一个非常时期,每天有考不完的试,写不完的作业,让人对高考充满了恐惧。宿舍睡前的“卧谈会”早就随着日渐紧张的学习而取消了,但是那天晚上,我却故意与沈钧一唱一和地再次开聊。不一会儿,宿舍六兄弟就都兴致勃勃地参与进来。大家东拉西扯,净聊些开心有趣的事,完全把学习、高考抛之脑后。周末,过去从不和我们一起外出玩耍的沈钧却主动提出邀大家一起到校外的小餐馆里聚聚,吃一些简单、清淡的菜肴,说不着边际的开心话题。回学校的路上,我们还一路高歌,唱周杰伦的《双截棍》,把“哼哼哈兮”唱得震天响。我们都很迷茫,面对高考,很用功亦很恐慌,不知道要如何做才是最佳状态?但我们尝试着,互相鼓励,用自己的真诚温暖着彼此,用开心的话语、爽朗的笑声来减压,一起勇敢面对高考前最黯淡的时光。
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
上中学那几年,是我生活里最乏味、最孤独的一段时光。那时候,功课很重,除了要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之外,大家还买来各种各样的参考书,每天晚上放学之后都要再看一会儿参考书,并且提前预习一下明天要讲的新课。日子过得紧凑而平淡,时光都沾染了一种压抑而又无趣的味道。每天上课放学读书做题的日子不断地重复上演着,让人感到非常乏力。那时候年纪小,和父母之间话也很少,彼此之间很少沟通,有什么话我都愿意放在心里。时间一久,我的心情渐渐变得郁闷压抑潮湿了起来。当时全家人住在平房里,没事的时候我就拿着小板凳坐在院子里打发时光。每天目光所及,无非是学校里熟悉的同学老师,和父母以及家里破旧的家具。心里总是莫名地感到空虚而沉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忽然觉得生活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我几经打听费了些周折才从同学那里借来了贝多芬的交响曲。于是,在一个个难以入眠的夜里,我就常常摁下录音机的播放键,反复地听那曲激昂慷慨的《命运交响曲》。从此之后,在索然无味的生活中,我忽然多了一份生活的乐趣,仿佛找到了一个谈得来的朋友一样,焦躁而又茫然的心踏实了许多。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生活还是可以过得有滋有味的。后来,我又买了一本宋词,闲来无事的时候,就一个人坐在窗边,默默地欣赏着里面的词句,自己仿佛置身其中,和那些遥远的词人们一起经历着他们的人生,品味着他们的情怀。或叹息,或愉悦,或惆怅悲伤,或豪情万丈,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却从其中领略了无数人的人生际遇。读好词如饮美酒,虽然醇美却也要经常停下来歇一歇。赶上那些既不读词又不外出的周末,我就会把床上的被子都抱到院子里好好晒一晒。晒完被子之后,我会再从屋里拿出一把椅子和一个凳子。然后,我半躺在椅子里,把腿搭在凳子上,眯起眼睛惬意地享受阳光的抚摸。温暖柔和的阳光就像一只柔软的手,晒着晒着,就会进入甜蜜的梦乡之中。有很多次,当我从这安逸的睡梦中醒来时,心里总是感觉意犹未尽。如果说那时候琐碎无味的日子是一幅枯燥的画,那么音乐宋词日光浴就是让这幅画有了生气的山山水水花鸟鱼虫,不仅充满活力,而且雅致有趣。繁重的功课、无处倾诉的痛苦、年少躁动的情绪、没有知己的孤独,这种种因素构成了我以往既成的生活。虽然我像同龄人一样上课读书下课玩耍,但是总是感到我生活的颜色略有些灰暗压抑。当有了看书听音乐晒日光浴这种种爱好之后,我才忽然明白,原来再枯燥的日子,只要有些雅致的事物陪伴,那么生活都会变得生机盎然。人生,需要我们偶尔点缀上一些雅致的爱好,才会显得不苍白。从那时候到现在,我去过一些地方,见过一些人,经历过了一些事。当年那个在灯下苦读的少年如今脸上也有了些岁月的沧桑。可是不管日子过得是好是坏,我一直保持着当年的习惯——给自己的生活找些有情趣的雅致爱好,让自己沉闷如水的心灵偶尔泛起一丝丝欢快的涟漪。心中长存雅致,是一种珍惜时光敬重生命的态度。在这人流涌动五光十色的世界里,我们常常会因为来自外界的压力而感到彷徨迷茫苦闷乏味。这时候,别忘了唤醒你心中的雅致,这样一来,你的生命里就会充满更多积极而有趣的体验,也就能将压力甩在身后,让生活过得意趣盎然。
心中的雅致
很少人知道我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因为相对于二十来年的记者生涯,它太短了,仅一年。可我经常怀念那一年。1983年,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被分配在市里的一所中学教初一的语文,还兼班主任。生性率直的我,感觉这个不苟言笑的职业太痛苦了。初来乍到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更让我手足无措。那个时候,校方规定学生一律不得穿牛仔裤上学。每天早晨,校门口就守着几位拿着小本的值日生,将穿牛仔裤的学生拦住,劝他们回家换服装。有一天,值日生将穿着牛仔裤的我给拦住了,问我是高中部哪个班级的学生。恰好有个老师经过,帮我解了围。她一边陪我上楼,一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老师应该给学生作表率,“你看看,全校老师没有一个穿牛仔裤的。”第二天,我就换了一条黑裙子,女老师常选择的那种。黑色常常代表庄重。穿了裙子的我又在走廊上被老校长叫住了,他和蔼地提醒我,是不是把披在肩上的长发扎起来,因为校方也要求女生不能留披肩发的。还说,有个班主任反映,她班上有个女生不肯剪去长发,并振振有词地辩解“范老师也是这个发型”。我一听,也觉得事情严重了。仔细地留意了一下女老师们的发型,她们都像是找同一个理发师剪理的,短发齐耳,唯一的装饰品也仅是一枚黑色的细发夹。在大家的劝说下,我下课后走进了学校附近的一家理发店。理发师是个胖胖的妇女,她用手托起我长长的黑发,有些不忍地举起了剪刀:“你可考虑好,这一剪子下去,就像脑袋掉在地上,可是接不起来的哦!”我咬咬牙没有作声,只听剪刀在我的脖后连续发出冷冷的“咔嚓”声。女理发师从镜子里发现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以为剪到了我的头皮,后来才理解了我的疼从何而来。从小到大,我都梳着清汤挂面似的长发,上面也曾留下了姥姥温暖的手温,此刻,它们一起飘落在地。老校长再次碰见我,很满意地夸道“好”。我的目光凝视着操场上一排绿化树,它们被修理得齐齐整整,宛若一个笼里蒸出的圆润的大馒头。剪了短发的我,在同行眼里仍然不像个老师。至于老师应该是个什么样儿,他们也说不太清楚。有一天,我正在教室上课,喊一位同学回答问题,那位同学上课分了心,回答得南辕北辙,我忍不住想笑,但内心有个声音严肃地提醒我:老师不能当着学生的面笑。可是他慌乱的第二次补答,更是让人忍俊不禁,我实在憋不住,放声笑起来,后来竟伏在讲台上直不起身。课堂当然解了大禁,那个同学也和大家一起笑得前仰后合。这一切恰恰被在走廊上巡视的老校长看见。自然,我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他是个非常敬业的人,一生严谨,腰板挺直,灰白的头发纹丝不乱,藏蓝色的中山装的领扣从来都是严严实实的。老人的心地非常善良,只是常常出格的我,不能不让他伤心。这让我很过意不去,又奈何自己不得。每天早晨,校园仅有的一张乒乓球水泥台桌常常被高年级的学生霸占着,初一的学生只能眼巴巴地看他们打球。我想了一个主意,从此早早地赶到学校,将自己的大包往乒乓球桌上一撂,俗称占台子。胆子再大的学生也不敢和老师争桌子,于是,我们班的学生终于有了摸摸乒乓球拍的机会。他们有时也嚷着让我上阵,但很快就将我打得落花流水,我只好重新排在队尾。上课的铃声一响,大家比赛似的朝教室飞奔,有时装备课本的包会遗落在树杈上,学生会气喘吁吁地拎着它追上来:“老师,你的书包。”老是抢占乒乓球桌,也不符合我常常给学生讲的机会均等的道理。后来,我鼓励大家跳绳。可是没有人天生爱甩绳子,尤其是孩子们。自然,天天给他们甩绳的还是我。当长长的绳儿在空中划着优美的圆弧,荡起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我感觉自己正穿过长长的时空隧道,回到欢乐的少年时代,生活的阴云也暂时一扫而空。当我和学生在操场上游戏的时候,老师们却在走廊上摇头叹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学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争取来一个年轻的大学生,偏偏分来个仿佛永远长不大的我。直到期终考试的时候,我们班优异的成绩才让大家放下心:还好,没有误人子弟。而这一年,也发生了不少令我至今难忘的事情。有一次,上课铃响了,我夹着课本走进教室,发现室内乱成一锅粥:一个瘦长的男生举着根布拖把当长剑,将同学们撵得像燕儿飞。平日他也令我有些头痛,不是上课打呼噜,就是将纸团冒充小白鼠塞进同桌的衣领里,吓得同学哇哇大哭。这一回,我不再放过他。大家都各就其位之后,我生气地让他站起来,接着像老师惯常做的那样,让他放学后请他的父亲到学校来。他一听请家长,倔强地昂起头“我没有父亲”。“那就叫你的母亲来!”我依然不饶他。他低下头不作声,半晌,有个同学轻声地说:“老师,他也没有母亲。”我愣住了,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同学们仿佛为我打气,纷纷举手:“他还有个叔叔!”我终于可以下台了:“那好,让你叔叔来一趟。”下午放学了,学校很快静如空巢。我独自留在办公室等他的家人。黄昏将临的时候,还未见他的人影,我准备收拾东西回家,正欲下楼的时候,却震惊地发现他背着一个老太太艰难地登上了办公室所在的4楼。“她是我的奶奶。”他吃力地放下背上的老人后,抹着满头的汗水喃喃地介绍。我赶紧将老人扶到椅子上,递上一杯热水。还未等我开口,老人就哭了,告诉我,他的父母自他刚会学说话就离婚了,谁也不肯要他,一直跟着叔叔和她过日子。他叔叔是习武之人,担心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受人欺侮,便教他拳脚功夫。由于恨铁不成钢,平日下手那个狠,谁见谁怕。如果让他叔叔知道了他在学校不听话,又难逃过一阵暴打。所以,奶奶代他叔来见老师。我开始后悔自己随意请家长的轻率。老人说,他功课不行,但是孝顺老人在邻里却是出了名的,担心她这双小脚行走不便,先是用三轮车载她走,又硬要背着她上楼,也不怕人见了笑话。那个黄昏,我们仨坐在办公室聊起了家常,我也谈起了我的姥姥。后来,我们仨都流泪了,他更是哭得像个小孩子。从那之后,他渐渐变了。虽然学习成绩还是不如人意,但上课的眼神却是专注的。我知道他在尽力。这一年,我在学校过了第一个教师节,手里捧满了学生送给我的贺卡。那一天,也是个黄昏,围着我的同学渐渐散去。一直夹在人群中的他似乎等待着这一刻。他腼腆地走近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炒黄豆塞到我的手里,然后飞快地跑了……握着这把尚带有体温的黄豆,刹那间,我热泪盈眶!这学年的最后一课结束了,当清理书本的时候,我发现书本里夹着一张纸条:亲爱的姐姐,我们都认为你的长发好看。署名是:全体同学。就在新学年即将开始的时候,我接到了刚复刊的《武汉晚报》发来的录用通知,心里却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办完调动手续的那天是个雨天,校园正在上课,操场上空无一人。我撑着伞缓缓经过草坪,向校门走去。突然楼上的走廊传来一阵喧哗声,不少学生竟从教室里冲出来,纷纷跑下楼,向我奔过来。老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纷纷冲出教室,劝阻他们的狂奔。我与其说感动,不如说被这一幕惊骇了,焦急地挥着双手大声地劝他们返回教室,他们不听。围住我的学生兴奋地告诉我,有个同学从教室敞开的后门发现了我,率先跑了出来,于是我来学校的消息便传遍了整条走廊,原来我教的那个班级已经打散,分到了二年级的各个班级。学生们的这种送行方式自然太出格,经我的央求还有校园门卫的干预,他们最终返回了教室。从教室传来了训斥声,我知道他们在这节课的命运。当我离开校门的时候,回转身望见教学楼的阳台上站着一个老人,那是老校长。他的发丝愈发地白了,但腰板还是那么硬朗。我猜想他一定看见了先前发生的那一幕,抱愧地欲向他解释,他摆摆手示意我不用解释,像个孩子似的对我顽皮地一笑,缓缓地做了个手势,好像对我说什么。雨大,我没听清。他大声地重复,我明白了,他说我的头发长长了。多年之后,我看了影片《放牛班的春天》。影片讲述的是一位善良的教师怎样用音乐的力量感化了一群顽皮学生的故事,剧情是在那个教师离开学校那一刻结束的:他走出校门的那天,孩子们正在上课,当他怅然若失地提着那只简陋的皮箱拐过教学楼的时候,忽然从窗口里飞出阵阵天籁般的歌声……我的眼睛和那位男教师一起湿润了。
梦里花落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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