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诺贝尔奖的故事

一天早上,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欧内斯特·卢瑟福接到了一位同事的电话。同事说他准备给一个学生的物理答卷判零分,而这名学生却声称自己应该得到满分。于是,师生俩决定找一位不偏不倚的裁判,结果选中了卢瑟福。整份试卷只有一道题,试题如下:“如何用气压计测定一栋大楼的高度?”学生的答案是:“把气压计拿到楼顶,用一根长绳系住气压计,将气压计垂到地面,然后提上来,测量绳子放下的长度,该长度便是大楼的高度。”这位学生的确有充分的理由得满分,因为他的回答严丝合缝准确无误。但另一方面,如果给满分,无疑表明他在物理学方面能力突出,而这个答案并不能证实这一点。如何裁决呢?思虑良久,卢瑟福建议让学生再试一次,给他6分钟时间,让他必须用物理学方面的知识来回答这个问题。5分钟过去了,学生什么也没写。卢瑟福问他是否想放弃,他回答说,他有好几个答案,正在想哪个是最好的。卢瑟福对自己干扰他的思考表示抱歉并请他继续。在接下来的1分钟里,他迅速写出了如下答案:“将气压计拿到楼顶的边缘,松开手,让其自由落下,用秒表记录气压计降落到地面的时间,然后运用自由落体公式h=0.5×g×t2(高度=0.5×重力加速度×时间的平方),计算出大楼的高度。”看了学生的答案,卢瑟福问同事是否还坚持刚才的意见。同事哈哈一笑,然后夸赞学生做得非常出色,并且给了他满分的成绩。当卢瑟福正要离开同事的办公室时,他突然想起那个学生说过他还有好几种其他的答案,便好奇地问他那几个答案是什么。学生答道:“借助气压计测量大楼的高度,有许多种方法。例如,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把气压计拿到户外,测量出气压计的高度和其阴影的长度,以及大楼所投射出的阴影的长度,通过运用简单的比例法,就可以算出大楼的高度。”“好极了,”卢瑟福说,“其他的方法呢?”学生微微一笑,答道:“还有一种经典的方法,你也许会喜欢用。方法是:拿上气压计,开始爬楼梯,并在墙上依次标出气压计的长度,记住你一共做了多少个记号。这种方法简而言之就是用气压计当尺子去量大楼的高度。”“很直接的一种方法。”卢瑟福笑道。“当然,还有一种更为复杂的方法,你可以把气压计系在绳子的一端,让它像钟摆一样摆动,分别测算在地面和在楼顶上的重力加速度g。理论上,根据这两个g的差值就可以计算出建筑物的高度。”“根据同样的方法,把气压计拿到楼顶,用一根长绳系住气压计,将气压计放下,接近地面,然后让其如钟摆一样摆动,根据摆动周期便可以计算出大楼的高度。”“总之,”他总结道,“还有许多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一种方法或许是,带上气压计到大楼地下室,去敲大楼看门人的门。看门人开门后,你就对他说:‘先生,我这儿有一个很好的气压计,如果您能告诉我这栋大楼的高度,气压计就归您了。’”说到这儿,卢瑟福问那个学生,他是否真的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最常规的方法。他回答说他是知道的,但他说从中学到大学,href="http://www.xiaogushi.com/Special/laoshi/"target="_blank">老师们总是试图教他怎样去思考,对此他实在感到很腻烦。这个学生的名字叫尼尔斯·玻尔。多年后,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满分答案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与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获得者、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的友谊长达半个世纪,在世界科学界传为美谈。杨振宁祖籍安徽肥西县,生于1922年,邓稼先是安徽怀宁人,生于1924年,杨振宁比邓稼先大两岁。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蜇曾留学日本、美国,归国后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哲学系教授。邓以蜇和杨武之既是同乡又是同事,两人经历大致相同,志趣相投,因而交情甚笃,常来常往。他俩的友谊也延续到了孩子们身上。20世纪中期,邓以蜇将妻子儿女接到北京定居。邓稼先就读于祟德中学,杨振宁也在该校读书,两人成了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杨振宁的学业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邓稼先很崇拜他。杨振宁以大哥的身份关照邓稼先。受杨振宁的影响,邓稼先在物理、数学等课程中的才智也发挥了出来。杨振宁机智灵巧,同学们称他是“机灵鬼”。邓稼先忠厚老实,绰号叫“邓老憨”。下课后,杨振宁与邓稼先几乎形影不离。这两位志趣相投的同乡、校友,自青少年时代便树立起了远大的理想:将来事业有成,一定报效祖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武之一家随校远赴西南大后方。到了1940年,不愿当日寇“顺民”的邓稼先和大姐一起从天津绕道上海、香港,经过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抵达云南昆明。大姐将邓稼先送到四川江津投奔四叔。次年夏,邓稼先考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攻读物理系。此时杨振宁已是西南联大三年级学生了。在该校,两人又可以经常在一起切磋学业、交流心得了。邓稼先在数学、物理等方面得到了杨振宁的具体指导,邓稼先对其姐说:“振宁兄是我的课外老师。”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不久,杨振宁考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1946年初秋,22岁的邓稼先毕业后,被北京大学物理系聘为助教。次年,邓稼先考取留美研究生。行前,他征求在美国就读的杨振宁的意见,问到哪所大学就读较为合适。杨振宁回信,建议他到普渡大学去,因普渡大学收费低廉而且理工科水平很高,他在信中还说:“此校离芝加哥很近,我们两人可以经常见面。”后来,杨振宁还帮助邓稼先申请到了普渡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许可。1948年10月,邓稼先与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结伴,从上海乘船前往美国。邓稼先顺利地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院,读物理系。1950年8月,邓稼先获得了博士学位。那一年他只有26岁,被人们称为“娃娃博士”。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与留学美国的100多名学者一起,历尽艰辛,奔向新中国的怀抱。从此,邓稼先便和在美国的杨振宁天各一方,长时间失去了联系。1958年秋,二机部负责人、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让他秘密参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邓稼先从此与世隔绝,全心投入到原子弹研究工作中来。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在罗布泊上空爆响。邓稼先也因此被称为“两弹元勋”。1971年夏,阔别22年后,杨振宁与邓稼先在北京相见了。这是杨振宁自1945年公费留学美国后首次回国访问。彼时他离开祖国已经26年了。刚下飞机,在贵宾室稍事休息,外事接待人员便请杨振宁开列了他要见的朋友名单。在北京,他要见的第一个人便是邓稼先!当时正值“文革”中期,政治运动搞得黑白颠倒,人人自危。即便是邓稼先这样执行秘密而重大使命的科学家也未能幸免。曾经被作为保护对象研制核武器的功臣邓稼先和尖端机密研究院的一些科学家及研究人员,包括后来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的几位科学家,都被集中到西北某地办“学习班”。此时,杨振宁要见邓稼先,几乎无人知道他在哪里!周总理亲自出面,命国防科研部门找!通过多种途径,国防科研部门找到了正在西北“学习”的邓稼先,并向他下指令:火速返京!这无疑是救邓稼先于千钧一发之际。杨振宁没有想到,此时他的出现,无意中也是无形中保护了邓稼先,当然也等于帮助和保护了中国的“两弹”事业!邓稼先和杨振宁相见,是邓稼先自1950年在美国与杨振宁分别后,他俩的第一次相见。期间,杨振宁问邓稼先是不是由美国科学家帮助中国研究原子弹。邓稼先当时请示了周恩来,是否如实相告,该怎么说。周恩来让邓稼先如实告知杨振宁。于是,杨振宁在结束访华的告别晚宴上,收到了一封邓稼先的亲笔信,当看到邓稼先掷地有声的话语化为文字――“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当即离开席位躲到一旁,流下了热泪。从1964年到1986年,22年间邓稼先一共参与了32次核试验,邓稼先亲自去罗布泊指挥工作队参与实验就有15次。邓稼先一心扑在核试验研究上,他与妻子许鹿希结婚33年,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六年。因工作需要,邓稼先主动身临一线,但强烈的射线严重损害了邓稼先的身体。1985年7月,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但邓稼先并不后悔。早在接到任务之初,他就对夫人许鹿希说:“做好了这件事情(核试验),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价值,就是为它死也值得!”邓稼先身患重病住院治疗后,1986年五六月间,杨振宁曾先后两次回国,去医院探望邓稼先。邓稼先见到老朋友很高兴,连病痛都忘了。两人有说有笑,谈了许多话,后来还在病房的走廊上合了影。但照片上,邓稼先的右嘴角下有一块血迹。他那时已病入膏肓,口、鼻不断出血。但是,他的笑容是那样的真实、幸福。邓稼先对杨振宁说:“我虽然受核辐射而得了癌症,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们成功地实现了核爆炸,使国家更加强大了!”杨振宁返回美国后,想办法搞到当时尚未上市的治癌症的新药,请韩叙大使通过信使,迅速送往北京。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这颗科学巨星陨落了。听到噩耗,杨振宁立即从国外发来唁电:“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杨振宁教授在写给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信中说:“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精神与巨大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飞越万里,赶赴北京,为邓稼先扫墓。扫墓仪式结束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捧着一只蓝色盒子,双手交给杨振宁。盒面上的文字写着“振宁,致礼存念”六个字,落款则是“稼先嘱咐,鹿希赠”。杨振宁的目光在“稼先嘱咐”四个字上停留了。他看着许鹿希将盒盖打开,里面整齐地放着他们的家乡安徽出产的石制笔筒、笔架、墨盒、笔盂、镇尺和长方形石印。这是邓稼先最后的嘱意,将这套坚固且光洁如墨玉的文房四宝留送杨振宁,以表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永世长存。邓稼先和杨振宁相见,是邓稼先自1950年在美国与杨振宁分别后,他俩的第一次相见。期间,杨振宁问邓稼先是不是由美国科学家帮助中国研究原子弹。邓稼先当时请示了周恩来,是否如实相告,该怎么说。周恩来让邓稼先如实告知杨振宁。于是,杨振宁在结束访华的告别晚宴上,收到了一封邓稼先的亲笔信,当看到邓稼先掷地有声的话语化为文字――“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杨振宁当即离开席位躲到一旁,流下了热泪。从1964年到1986年,22年间邓稼先一共参与了32次核试验,邓稼先亲自去罗布泊指挥工作队参与实验就有15次。邓稼先一心扑在核试验研究上,他与妻子许鹿希结婚33年,在一起的时间只有六年。因工作需要,邓稼先主动身临一线,但强烈的射线严重损害了邓稼先的身体。1985年7月,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但邓稼先并不后悔。早在接到任务之初,他就对夫人许鹿希说:“做好了这件事情(核试验),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价值,就是为它死也值得!”邓稼先身患重病住院治疗后,1986年五六月间,杨振宁曾先后两次回国,去医院探望邓稼先。邓稼先见到老朋友很高兴,连病痛都忘了。两人有说有笑,谈了许多话,后来还在病房的走廊上合了影。但照片上,邓稼先的右嘴角下有一块血迹。他那时已病入膏肓,口、鼻不断出血。但是,他的笑容是那样的真实、幸福。邓稼先对杨振宁说:“我虽然受核辐射而得了癌症,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们成功地实现了核爆炸,使国家更加强大了!”杨振宁返回美国后,想办法搞到当时尚未上市的治癌症的新药,请韩叙大使通过信使,迅速送往北京。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这颗科学巨星陨落了。听到噩耗,杨振宁立即从国外发来唁电:“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杨振宁教授在写给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信中说:“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精神与巨大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飞越万里,赶赴北京,为邓稼先扫墓。扫墓仪式结束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捧着一只蓝色盒子,双手交给杨振宁。盒面上的文字写着“振宁,致礼存念”六个字,落款则是“稼先嘱咐,鹿希赠”。杨振宁的目光在“稼先嘱咐”四个字上停留了。他看着许鹿希将盒盖打开,里面整齐地放着他们的家乡安徽出产的石制笔筒、笔架、墨盒、笔盂、镇尺和长方形石印。这是邓稼先最后的嘱意,将这套坚固且光洁如墨玉的文房四宝留送杨振宁,以表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永世长存。
邓稼先与杨振宁
有一个犹太男子,想和妻子离婚(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私生女),妻子不同意。男子说,我迟早会得诺贝尔奖。如果你现在同意离婚,我将来获得的诺贝尔奖金全部归你。妻子当即同意并办理离婚手续。17年后,那男子果真获得诺贝尔奖,奖金果然由妻子获得。这名男子名叫爱因斯坦,妻子名叫米列娃。以尚未获取的诺贝尔奖金为筹码,诱导妻子离婚,爱因斯坦可能是全球男性第一人。相信丈夫迟早会获得诺贝尔奖,并同意以获取诺贝尔奖金为条件离婚,米列娃可能是全球女子第一人。相信丈夫日后会获得诺贝尔奖依然和丈夫离婚,米列娃是怎么想的?她认为倘若自己不和丈夫离婚,不称心如意的丈夫就无法顺利发现相对论。令人称奇的是,17年后,丈夫真的获得了诺贝尔奖,更令人称奇的是,丈夫竟然一诺千金地兑现诺言,将诺贝尔物理学奖巨额奖金真的付给前妻。假设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对夫妻,丈夫或妻子一方图谋离异,另一方不从。离异的那方说我日后会获得诺贝尔奖,如果你现在和我离异,将来诺贝尔奖金全归你,配偶会同意吗?答案不乐观。所以我们鲜有大师。摘自《太原日报》编辑/康良
预支诺贝尔奖
1930年,20出头的奶奶养育了3个孩子和一群鸡鸭。那年,一窝鸡蛋孵到只剩两天出壳,母鸡却意外身亡。奶奶只好把鸡蛋移至灶头人工孵化。在奶奶将新母鸡物色好之前,有4只性急的鸡仔先出壳了。这4只第一眼认错了妈妈的小鸡仔在此后的日子里总是跟在奶奶的身前脚后,而对“继母”感情淡薄。后来,这4只小鸡仔因为缺少母鸡的庇护先后夭折。在此之前,奶奶及奶奶的前辈们就明白一个理:小鸡小鸭总是把它生出后看到的第一个在眼前晃动的物体当做妈妈,而且以后很难改变。在奶奶孵鸡的同时,万里之遥的奥地利,一位名叫洛伦兹(Lorenz.Konrad)的小伙子正在观察一群小动物。洛伦兹从医学院毕业后回到了位于奥地利北部的家乡,承续祖业行医疗病,同时从事动物学研究。1935年春天,洛伦兹偶然发现一只刚出世的小鹅总是追随自己,几经分析排除,他推测这是因为这只小鹅出世后第一眼看见的是人,所以把人当做了它的母亲。进一步的实验证实了这一推测。继而,洛伦兹总结出“铭记(impriting)现象”,又称“认母现象”,并提出动物行为模式理论,认为大多数动物在生命的开始阶段,都会无须强化而本能地形成一种行为模式,且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就极难改变。这一理论成为后来“狼孩”研究中最站得住脚的答案之一。如今我们生活中正着力推广的“母婴同室”、“早期教育(也叫关键期教育)”都源于这一理论。洛伦兹藉此成为现代动物行为学的创始人,并于1953年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奶奶在洛伦兹之前就知道鸡鸭有这种被称为“认母行为”的现象,但奶奶不能将此推广至所有的动物,更不能提出一套理论,建立一门学科,所以她与诺贝尔奖无缘,尽管奶奶与1953年的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如此地近。
奶奶和1953年的诺贝尔奖
斯坦福大学是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地方,有27个人,你在教授食堂吃饭时,也许你旁边坐着的一个干巴老头就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教我的每一位教都是某个领域里的权威或泰斗,你看多了以后,便会认为这些人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办公司也是这样。出去创业其实也没有什么神秘感,你只是敢去做就行了。因此,我创业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硅谷根本不缺钱,腰里揣着绿花花钞票的风险资本家四处可见,但他们不看你的技术、不看你的产品、不看你的计划,只看你这个人。风险投资就是看人。有的风险投资商做法更绝,你给他计划,他根本不看,他就是和你吃饭,了解你这个人,如果你人行,他就给你投钱。原因很简单,因为靠风险投资创业的就是“敢死队”,前面根本没有路,你必须自己拿着镰刀和斧头披荆斩棘去开路。我朝东南方向走就可以发现金矿,但前面我碰上狼了,过两天我碰上一条河,我还得过河,再过两天我还得翻山,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每天都有危机,每天都有风险。这就跟长征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够坚持胜利,说明你的素质好。所以风险投资商都要看人的素质,人的聪明程度,人的判断能力,人的反应灵敏度,人的知识能力,吸引人和团结人的能力。然后,他们才看这个市场大不大,接下来再看你的技术。这个世界高科技的竞争,纯粹是人才的竞争。在硅谷,想法满地都是,钱也非常容易找,但是你想找好人却很难。如果一家公司能把最好的人招进自己的公司来,做什么都会很容易。因此,要把事情做大,做人非常重要。在企业里,领导的人品很重要,假如你自己是非常差的人,你就很难做到知人善用,别人也不会愿意跟着你干。我从小就是一个追求正直、诚实的人,因为这是我最舒服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我最自然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扯谎,你就得付出维护谎言的成本,特别是在Internet时代,你的谎言编得越大,维护谎言的成本就越高,有时还往往被人揭破。其实,最低成本的做人方式就是老老实实地做人。大家天天在一起,谁都能看出谁是什么样的人,谁都不傻。因此我们强调对员工、对投资方、对用户都不要有谎言,要老老实实做人。
低成本做人
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发现青霉菌能分泌一种物质杀死细菌,他将这种物质命名为“青霉素”,但他未能将其提纯用于临床。1929年,弗莱明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这篇论文发表后一直没有受到科学界的重视。10年后,德国化学家恩斯特•钱恩在旧书堆里看到了弗莱明的那篇论文,于是开始做提纯实验。1940年冬,钱恩提炼出了一点点青霉素,这虽然是一个重大突破,但离临床应用还差得很远。1941年,青霉素提纯的接力棒传到了澳大利亚病理学家瓦尔特•弗洛里的手中。在美国军方的协助下,弗洛里在飞行员外出执行任务时从各国机场带回来的泥土中分离出菌种,使青霉素的产量从每立方厘米2单位提高到了40单位。虽然这离生产青霉素还差得很远,但弗洛里还是非常高兴。一天,弗洛里下班后在实验室大门外的街上散步,见路边水果店里摆满了西瓜,“这段时间工作进展不错,买几只西瓜慰劳一下同事们吧!”想着,他走进了水果店。这家店里的西瓜看样子都很好,弗洛里弯下腰,伸出食指敲敲这只,敲敲那只,然后随手抱起几只,交了钱后刚要走,忽然瞥见柜台上放着一只被挤破了的西瓜。这只西瓜虽然比别的西瓜要大一些,但有几处瓜皮已经溃烂了,上面长了一层绿色的霉斑。弗洛里盯着这只烂瓜看了好久,又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忽然对老板说:“我要这一只。”“先生,那是我们刚选出的坏瓜,正准备扔掉呢?吃了要坏肚子的。”老板提醒道。“我就要这一只。”说着,弗洛里已放下怀里的西瓜,捧着那只烂瓜走出了水果店。“先生,您把那几只好瓜也抱走吧,这只烂瓜算我送你的。”老板跟在后面喊。“可我抱不了那么多的瓜啊,再说,要是把这只打烂了怎么办?”“那、那我把刚才的瓜钱退给您吧!”老板举着钱追了几步,但弗洛里己走远了。老板摇了摇头,有些不解地望着这个奇怪的顾客远去的背影。弗洛里捧着这只烂西瓜回到实验室后,立即从瓜上取下一点绿霉,开始培养菌种。不久,实验结果出来了,让弗洛里兴奋的是,从烂西瓜里得到的青霉素,竟从每立方厘米40单位一下子猛增到200单位。1943年10月,弗洛里和美国军方签订了首批青霉素生产合同。青霉素在二战末期横空出世,迅速扭转了盟国的战局。战后,青霉素更得到了广泛应用,拯救了数以千万人的生命。因这项伟大发明,弗洛里和弗莱明、钱恩分享了1945年的诺贝尔生物及医学奖。当机会像一只“烂西瓜”一样被人扔在一边,你若能发现它,并如获至宝,那么,恭喜你,你将获得成功。
烂西瓜与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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