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要么的故事

朱元璋小时候是个混饭的和尚,每天肚子饿了就得念着歪经去讨饭。但他的大明王朝绝对不是讨来的。那时候他身无分文,只有要饭的一双手。后来兵荒马乱,谁都吃不上饭,谁还管他?他只好报名从军,压上自己的命,说是吃军饷是骗人的鬼话,谁都知道元朝国库的钱不会拔给叛军的财政局。所谓起义军,无非是仗着人多去抢掠老百姓,老百姓不想被敲骨吸髓,那就只有加入义军,从被抢的变成抢人的。朱元璋就是这么干的。当兵后的朱元璋吃得上饭了,但吃得无滋味。毕竟经常和人干仗,真刀实枪,一不小心就挂了,命都活得不踏实,谁有心思吃?只有当官的才能坐镇中军帐,不用拼命,朱元璋于是奔着这条方针政策去了。皇天不负有心人,二十来岁的朱元璋终于在自己泥淖淤积的前半生里鲤鱼打挺,倏然翻身。他虽然只是小军官,却深得元帅郭子兴的欢心,所以大家都捧他。他也就每天吃香的喝辣的,好不逍遥。只是好景不长,朱元璋还没过两天安生日子,魔障又来了。郭子兴元帅非要把自己的干闺女嫁给他。郭的闺女人称马大脚,那是出了名的丑,白送都没人要的。朱元璋为了保命,只好忍辱负重,“委身”于马大脚。光阴已逝,转眼间义军已经三分天下。倒不是朱元璋有妄图霸业的雄心,是起义军的惊涛骇浪把他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真可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时候逐鹿中原的还有两张大牌,张士诚和陈友谅,哪一个不比他老朱肥三圈。所以彼时朱元璋很想议和,搞个民主联合政府什么的。但大家都杀红了眼,也就由不得你高擎橄榄枝。张士诚的千军万马顶着他的后背。朱元璋当然不愿意无私奉献,试问谁肯把自己的几亩地让给别人糟蹋?于是两人在战场竞技,朱元璋得了金牌,张士诚带着银牌去了阴曹地府。直到这时朱元璋还是愿意当陈友谅的小弟,毕竞人家财大气粗,而且朱元璋是小农出身,老早就想过怀中抱子脚后蹬妻的安生日子,没逼到份儿上,傻子才去拼个你死我活。可偏偏陈友谅要赶尽杀绝,不让朱元璋睡个囫囵觉。既然这样,只好草草应付了。朱元璋是心不甘情不愿,打十场败九场。直到最后老陈把老朱逼得走投无路,两人在鄱阳湖光着膀子,裹挟千军万马,大干了一场。天下终于尘埃落定,朱元璋死都想不到这辈子能当上皇帝。小时候他是个混饭的和尚,每天肚子饿了就得念着歪经去讨饭。那时候他身无分文,只有要饭的一双手。今天,他的这双手握着温润的玉玺,在历史的度牒上印下“朱明”两个字。朱,是他朱元璋的朱;明,也是他朱元璋的大明。他这一辈子,都被命运逼着向前进。饥饿、死亡、丑妻、劲敌、疲惫、痛苦,这一切,为他吹响了苦难的冲锋号。要么去拼,要么等死。没有人是永动机,总能秉持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理念,一辈子不断劝着自己去受苦受难,去自残去自戕,去大风大浪里呛水喝气儿。成功都是被逼出来的,你我概莫能外。回头看看朱元璋的路,又有几步是他心甘情愿迈出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历史把每个人推上了舞台,而你能做的却只有一件事:迎难而上。
要么去拼,要么等死
年轻人由于对未来的不知晓,有着很多的憧憬,树立了一些目标。当进入了社会,遇到了挫折,经不住诱惑,还没到中年,就很快放弃了自己的目标,接着就是否定自我。最后,不是根据自己的性格,重新选择适合自己的幸福,而是跟随别人的想法,找不到自己在这世界的位置,感觉前途一片渺茫。造成以上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积极健康的心态,不能全部投入生命的追求梦想,没有亲自拿笔绘制自己的人生蓝图。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失去自我、失去自信,更不能放弃自己主宰命运的追求,否则就只有做命运的奴隶,不知道活着除了生存之外的意义。有些人埋怨每日都在白天、黑夜循环的过日子,每年都在四季循环的看自然变化,有时人生也好像在循环,就像是操场上的跑道,跑了一圈又回到了起点……感觉心灰意冷,在跑第二圈的时候,有点累了,也知道了其中的变化,对人生的目标设定也倦怠了。我属于那种一直不会亏待自己的人,会紧紧握着绘制自己人生蓝图那支笔的人。有时在想命运真的让我重跑第二圈,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因为我知道了规律,知道如何去策划和安排自己的未来之路。可能很多人认为年龄是一个障碍。不如以前年轻,所以不免有一种遗憾。总是奢望昔日不仅重来,还要昔日的年龄重来。其实年龄并不是选择光明人生的障碍。美国佛吉尼亚州的一位农妇摩西奶奶,76岁时因为关节炎放弃农活,开始画画。80岁时,到纽约举办画展,引起轰动。她活了101岁,一生留下绘画作品1600余幅,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还画了40多幅。日本大名鼎鼎的作家渡边淳一,在30岁时还在当医生,很迷惘,给摩西奶奶写了信,请教人生问题。那时摩西奶奶已100岁了,看到日本的来信很高兴,就亲笔写了一段话:“做你喜欢做的事,上帝会高兴地帮你打开成功的门,哪怕你现在已经80岁了。”渡边淳一在这段话的激励下,弃医从文了,从事了自己喜欢的写作行当,当然他最后成功了。人也许为了生计,也许为了安逸,也许为了所谓的前途,不敢去想一想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所以就感觉不到幸福的光明,迷失在灰暗中。其实每个人的前途绝不是做不感兴趣的事,因为想做的事才是真正的前途,才是生命的成功点,才是每个人的寄托和精神的家园。心里怎么想,就大胆去做吧!不要问自己的年龄有多大和现在的工作生活状况如何,这不是你的障碍,真正的障碍是你愿不愿意寻找光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中,有两句振奋人心的话:一句是“只有两种人生,要么腐烂,要么去燃烧。”另一句话可能大家更熟悉:“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才能够说:我的生命和全部的经历,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虽然这句话已不再流行,但还是可以启发我们的人生,不再碌碌无为,明白人生不是为别人,是为自己而活。助人为乐,也是为了自己获取快乐幸福的人生才做的。佛教中的念念为别人,也是为了获得果报。所以,人要追求自己的兴趣,不过这兴趣追求是正当的,而不是损害自己和他人身心健康利益的,这样就可以从灰暗人生中走出来,看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光明。要从灰暗人生中走出来,就一定要有寻找幸福光明的勇气。心里怎么想,就大胆去做吧!
只有两种人生,要么腐烂,要么
有人觉得中国将来要么统治全世界,要么变成另外一个日本——经过一段高速增长之后达到一个高点,然后就进入一个平台,不再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是美国国内对中国最主流的两种看法。我特别高兴能够为《纽约客》工作,因为《纽约客》相信,应该为这两种特别极端的看法之间注入一些更加微妙、更加有细节、更加有层次的理解。我在《纽约客》主要的工作是去写一些我觉得在中国特别有意思的人和事。我主要写两种人,一种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名人,在中国很有名,但是在西方还不太被人详细了解。另外一类不是社会名人,但是有别的意义,我也会关注。我写过疯狂英语的李阳,写过贾樟柯,还有一些不太有名的人,比方说,广州黑人的专题,广州迦南地区有很多非洲移民,还有“中国愤青”。指导我工作的原则有的很抽象,有的则非常实际。第一条原则跟张茵有关。她是玖龙纸业的创始人,在一段时期内,她也是全世界白手起家的女企业家里最富有的人。我平常写文章不会选特别难以接近或特别难以采访到的人,但是张茵算是特别的一个。我刚开始跟张茵的公关团队接触的时候,他们就不断地告诉我,不可能有这次采访。如果碰到类似情况,大家千万不要灰心,应该把这个作为对自己最大的鼓励,要拿下这个采访。张茵对采访不感兴趣,因为当时她公司的股票急速下跌,财富大厦在迅速倒塌,所以她基本不见媒体。张茵的公司会做一年一度的年度财报,类似新闻发布会那样的。我不懂任何金融和经济方面的专业知识,想借此机会去香港一趟,参加他们的年度财务报告会,假装一下经济学记者,穿一穿从来没有机会穿的高级西装也挺好。在一个特别时髦的酒店里,我按时上到四楼,发现一个房间里有玖龙纸业的标志,就进去了。那个房间很小,里面没多少人,只有张茵和她老公,还有几个助手跑来跑去地工作。我当时就呆住了,张茵也惊了,两个人都很尴尬。张茵愣了一会儿,就走过来跟我握手,自我介绍说是玖龙纸业的张茵,我说我是《纽约客》的记者欧逸文。瞧,做记者这一行,首先必须要有一套好西装,另外一定要走出去。不要再在办公室做研究、给专家打电话——站起身来,出去。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觉得好西装很重要呢?张茵后来接受我的采访,也是因为一开始不知道我是干嘛的,穿着一套高级西装,这是谁啊?她可能以为是一个潜在的投资者,可能会帮助她挽救公司。可是后来发现其实不是,不过没有用,来不及了。第二个原则,是尽量多录。我有一个习惯,把所有的东西都录下来,这是因为人们通常在随意的评论中展现出真实的自我。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是出了名的凶。在对这位市长的长时间采访过程中,他不经意间说起了自己的父亲,他说他小时候特别害怕自己的父亲。我听了这么一小句话,突然明白了到底是什么东西造就了市长现在工作、说话的方式。如果你只是记笔记的话,这种很不起眼的时刻是永远不会留下痕迹的。我没有经过专业的新闻训练,我一开始是作为实习生进入媒体。刚进入媒体的实习生只能写一些比较小的故事。刚开始会被安排去写讣告,不是因为这不重要,死人不会抱怨,而是因为去世的人还有家人、朋友,都是深爱他的人,你在讣告上把一个刚死去的人的生平事实弄错了,会很愧疚。年轻的记者会很清楚地意识到,在自己的文章里犯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第二日刊登一个更正说前一天哪个地方写错了,这是非常重大的事。我第一次出现文章被更正的时候吓坏了,其实只是把一个街名写错了,也不算什么大错。我当时以为会被解雇,另谋其他的营生,比如当个木匠什么的。后来我没有被解雇,但我有很深的印象,这些训练、周围的工作环境给我的感觉是,犯错是一个不被允许的事。
我实习时干的是写讣告的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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