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践约的故事

光绪年间,四川洪雅县的赖县令正在后堂陪着姨太太闲聊,忽听衙门口有人击鼓鸣冤,他一把推开姨太太,懒洋洋地起身穿衣戴帽,前去升堂。衙役将喊冤人带上堂来,赖县令仔细一看,却是个年轻女子,她全身穿着雪白的孝服,生得五官端正,脸上满是泪痕。赖县令威严地问:“告状的就是你吗?你状告何人?”女子回答道:“民女告的是生身父亲!”“哦?”赖县令愣了一下,然后把惊堂木一拍,“混账!自从盘古开地天,哪有女儿告父亲的!你叫什么名字,因何告你父亲?”女子哭着说:“民女杨奉贞,嫁夫汪大江,我夫是木匠。我俩成亲后感情甚好,谁料我父亲嫌贫爱富,逼迫民女离婚再嫁,我不从,他竟将砒霜放在酒里,毒死了我的丈夫!”杨奉贞诉罢,号啕大哭,赖县令一下子愣住了,等回过神来,他也有些愤愤不平:哪有这样的岳父,竟狠心毒死自己的亲女婿,手段也太残忍了!不怪这女儿要来告状,亲夫被毒死,冤仇不共戴天哪!他正要从签筒里抽签喊“传被告”,可突然想到:不对!这女儿告生身之父的状,我怎能准?要是准了,岂不是违背了五伦,大逆不道,我这个县令还能当吗?于是伸向签筒的手又缩了回来,并且又一次拍响了惊堂木:“杨奉贞!你可知道,天下之人无不是父母所生,你状告父亲,是违背五伦,大逆不道的,本县岂能准你的状!”大堂两边那些衙役,手持刑具齐声喝起堂威,吓唬杨奉贞。杨奉贞为夫申冤心切,毫不畏惧,哭着喊道:“人命关天,你县大老爷就不管了?”赖县令顽固地说:“女儿告父,是以下犯上,本县就是不准你的状!”杨奉贞收住眼泪,斩钉截铁地说:“县里不准,我告到府里,府里不准,我告到省里,省里再不准,我就上京告御状,我就不信人命大案没有人管!”赖县令恼怒地说:“女儿告父亲,你就是告到皇上那里,也不会准你的状!”杨奉贞两眼圆睁,盯住赖县令:“我要是告得准怎么办?”赖县令把公案一拍,大声喝道:“要是有人准了你的状,本县就从你的裤裆下边钻它二十四个来回!”说罢袖子一甩,退进后堂去了。杨奉贞离开洪雅县,来到嘉定府上告,果然如赖县令所料,知府拒不受理。杨奉贞又告到四川省按察司,臬台大人也驳回了状子。杨奉贞气红了眼,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真的上北京告御状去了。说起告御状,却又谈何容易!从四川到北京,千里迢迢,一个年轻女子,又孤身一人,一路上要冒多少风险,但是杨奉贞夫妻情深,仇恨毒如蛇蝎的生身之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定要为死去的丈夫报仇申冤!她不怕天遥地远,历尽千辛万苦,硬是从洪雅县一路走到了北京城。要想告御状,得冒更大的风险。皇帝的銮驾出来,几千人前呼后拥,一个个都带刀如临大敌,一旦发现有人挡驾,格杀勿论!但杨奉贞既已置生死于度外,什么也不怕了。这天下午,她看见一顶八人大轿,前边鸣锣开道,后边上百人相拥而来,便头顶状纸,跪地喊冤。轿中人吩咐收下状纸,将杨奉贞暂时关押,听候处理。事有凑巧,这轿中人不是皇上,却是恭亲王奕
赖县令践约
1797年3月,法兰西总统拿破仑在卢森堡第一国立小学演讲时,潇洒地把一束价值3路易的玫瑰花送给该校的校长,并且说了这样一番话:“为了答谢贵校对我、尤其是对我夫人约瑟芬的盛情款待,我不仅今天呈献上一束玫瑰花,并且在未来的日子里,只要我们法兰西存在一天,每年的今天我都将派人送给贵校一束价值相等的玫瑰花,作为法兰西与卢森堡友谊的象征。”从此卢森堡这个小国即对这“欧洲巨人与卢森堡孩子亲切、和谐相处的一刻”念念不忘,并载之入史册。后来,拿破仑穷于应付连绵的战争和此起彼伏的政治事件,并最终因失败而被流放到圣赫勒那岛,自然也把对卢森堡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谁都不曾料到,1984年底,卢森堡人竟旧事重提,向法国政府提出这“赠送玫瑰花”的诺言,并且要求索赔。他们要求法国政府:一、要么从1798年起,用3个路易作为一束玫瑰花的本金,以5厘复利计息全部清偿;二、要么在法国各大报刊上公开承认拿破仑是个言而无信的小人。法国政府当然不想有损拿破仑的声誉,但电脑算出来的数字让他们惊呆了:原本3路易的许诺,至今本息已高达1375596法郎。最后,法国政府通过冥思苦想,才找到一个使卢森堡比较满意的答复,即:“以后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法国将始终不渝地对卢森堡大公国的中小学教育事业予以支持与赞助,来兑现我们的拿破仑将军那一诺千金的玫瑰花信誓。”也许拿破仑至死也没想到,自己一时“即兴”言辞会给法兰西带来这样的尴尬。但是,这也正说明了一个道理:许诺只在一瞬,践约需要永远——无论是凡人还是伟人。
践约需要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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