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高速的故事

我是从一所农村中学考上那所著名大学的。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身上有着农村学生的典型特征:衣着寒酸,胆小怕事,沉默寡言,并且深深地自卑。一开始我就为自己的大学生活做了安排:努力学习,争取奖学金;周末做家教,挣生活费;多余的时间就靠坐图书馆打发时间。然而林和江的出现却打乱了我按部就班的生活安排。他是学校广播站的站长,比我高一届。在新生欢迎大会上,他作为学生代表致词。看到他的刹那,我就被他周身散发出来的光芒深深吸引住。一见钟情这种事在我身上发生了。回到寝室,我推翻了之前对大学生活的所有构想,我不漂亮,如果再那么平凡地生活,他可能永远都不会注意到我的,我应该让自己变得优秀,甚或完美,耐心地等到他来对我说“我喜欢你”。第二天我就报名去考广播站了。广播站是学校最有影响力的社团,要求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这次他们只招一个播音员和一个采编记者,报名的却有几百个,主考正是林和江。当我用带有浓重方言的普通话读完材料时,发现几个评委已经笑趴下了,一个男生说:“这样的也来报考广播站!”林和江也好不容易忍住笑,他说:“小妹妹,回去练练普通话,以后有机会的。”没想到一腔热情居然换来这样滑稽的结果,我的眼泪终于没能止住,十分狼狈地逃回了寝室,然后便打了退堂鼓。没想到几天后在食堂吃饭,居然遇见了他。他还记得我,主动向我打招呼:“小妹妹,要勤加练习哦。”我的心一下子又跳了起来,我想,4年,还有4年,我会等到我的王子的。那以后,我几乎是拿出了当初考大学时的劲来练习普通话,每天疲倦而又心无旁骛地向着目标冲锋。很快机会就来了,两个月后,广播站因为走了一个播音员而不得不再次公开选拔。这次的主考是上次笑趴下的那个男生,看到他,我微微有点窘,可是一想到日后可以和林和江共事,我还是鼓起勇气把那首煽情的诗念完了。男生听完,一脸欣喜的样子,说:“你大一的?不错不错,我们就选你了。周六晚上站里同事聚餐,你也参加吧,顺便认识一下台里的兄弟姐妹。”他显然已经忘记我就是两个月前让他笑趴下的那个女生了。同事聚餐?也就是说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认识林和江了!我兴奋得无以复加,早早就做好了准备。可是周六晚的聚餐让我又喜又悲,喜的是我如愿以偿见到了他,他微笑着向我敬酒,说:“你是那个大一的小妹妹,恭喜你终于成功了,跟着你们的新站长好好干!”悲的是,离开的那个播音员就是他!这次聚餐就是为了替他饯行的。这也许是老天对我开的一个大大的玩笑,或者小小的考验。学校每月会给广播站员工一笔不少的补贴,这对我这个每月要为生计发愁的农村孩子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所以我不能放弃。林和江已经做了学生会主席。于是我在熟悉广播站的工作之后,也很快地将重心转向了学生会。要想进学生会这一全新的领域,我必须从头做起。要有竞选资格,必须先在班上担任一个要职。我全力以赴,终于争取到了团支部书记的职位。一学期的兢兢业业工作之后,我被系里提拔为宣传部长。这时候,寝室的女孩子都已有了自己的另一半,她们对我执著于工作感到不可理解,常常劝我:“叶宣,花开的季节可不长,不要浪费了自己的大好时光哦。”我总是苦笑,她们哪里知道,在女孩子的这个季节,我早就听到了自己花开的声音,并且立志把自己的花开得最美。大二下学期,校学生会换届大选,得知林和江将连任主席,我兴奋极了,因为校团委已经找过我,希望我能担任宣传部长。新领导班子的碰头会上,林和江看到我,很惊讶地开玩笑说:“怎么又遇到了,咱俩缘分可不是一般的深啊。”我在心里暗笑,这种缘分也不是一般人能制造出来的啊。共事一个多月以后,我发现很难看到他的影子,我惴惴不安地想,难道他又有什么事?果然,没多久,校团委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兴趣任校学生会主席。“我?!那林和江呢?”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哦,林和江嘛,他主动请辞了,好像是准备考研,只好放弃手上所有的工作。人各有志,勉强不得呀!”回到寝室,我郁闷了好久。我们是不是真的没有缘分?否则两年多了,为什么我们总像两个奔向不同目的地的路人,还来不及看清对方的表情就擦肩而过呢?可转念又想,这么久了,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谈恋爱,是不是只是缘分未到?想着想着,我新的决心下定了——追随他去考研。林和江报考的是北京大学。我一听就傻了。这时候的我,因为忙,无心顾及学习,英语四级还没过呢,成绩排在年级的一百名以后。我不知道我和林和江的距离还有多远,但我知道我和北京大学的距离十分遥远。可我还是决定要试试——如果每个女孩都是一朵花,那我就太平凡了,除了怒放,我想不到可以引起别人注意的方法。我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在校外租了个很小的房子,开始了艰难的考研拼杀。室友们笑我,背单词背得像傻子,高数题做得像疯子,政治说得像领导班子。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像得了厌学症一样,看到那一摞摞厚厚的考研资料就恶心犯晕。好友陪我爬山散心,我站在高高的山坡上,忍不住大喊:“北大!我一定要考上北大!”好友被我的举动吓了一大跳,她问我:“你为什么总是把目标定得那么高呢?你不感到累吗?”我哭了,哽咽着说,你不懂的。大三那年4月份,林和江的考研成绩出来了,很遗憾,离录取线差了二十多分。我也长长地舒了口气,心想明年我考不考得上也都无所谓了。林和江找了份工作,在省电视台做主持人,我窃喜,幸好我对学校电台的工作比较熟悉,也许毕业可以朝这个方面奋斗。按照学校的惯例,6月份会举办一个经验交流会,找来大四一些比较出色的学生给学弟学妹们一点学习或找工作的指导,林和江自然也在被邀请的行列。那天的交流会我也参加了,我坐在角落里,心情很复杂,有些期待,也有些害怕。交流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主持人突然问了林和江一个问题:“大学4年,你一直走得很顺利,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很想知道除了你自己的毅力,还有没有其他的力量支持你前进呢?比如说……”主持人狡黠地眨眨眼,转向观众说,“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台下哗然。林和江显然没料到这招,怔了好一会儿。大家安静地等待着。他突然起身走下台,走过我的身边,看到我的时候甚至还朝我点头笑笑,然后变戏法一样地从我身后拉出一个女孩子。他说:“就是这个女孩,她一直默默地支持我,怕影响我的工作,4年来都不愿透露我们的关系。没考上北大,我觉得很遗憾,但更多的是庆幸,几年来我总以为幸福在前方,却忘了身边触手可及的幸福,幸好上帝给我机会去发现并且珍惜她。现在我要对她说声‘谢谢’。”这时,观众席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很坚决地离开了现场,我觉得这真像一部煽情而又低俗的肥皂剧,当男女主人翁团聚的时候,总会有蹩脚而受伤的第三个人偷偷哭泣。我也终于知道,在我最期待爱情的时候,上帝不小心睡着了。我给自己放了两个月的假,和所有女孩一样,乐此不疲地买自己喜欢的衣服,和男孩子约会,吃街边小摊上辣得掉眼泪的麻辣烫。3年来,我一直在马不停蹄地奔跑,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这样的生活也很好。大四那年,我放弃了实习,继续准备考研。那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照例是一年一度的交流会,主持人问我:“你的经历很像上一届的林和江,都做过广播站的站长,做过学生会的主席,也都考过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可以说是太巧了,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你是把他当成目标在追赶,是这样的吗?”我愕然,然后平静地说了一段很励志的假话:“是的。4年来,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的目标。我进校的时候,他就已经很优秀了,光芒四射。那时,我还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小姑娘,但是我决定要追赶他,所以,4年来,我一直在奔跑……我想证明一点,男孩子能做到的,女孩子也可以!”说完,我颓然坐下。观众席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可是,只有我自己听到了,心中花开过后花瓣脱离花朵的声音。
奔跑在爱情的高速路上
一辆东风大卡车,在沪杭高速上追尾撞上了一辆厢式大货车。东风大卡车的整个车头凹了进去,司机扭曲在驾驶室里,他身上的鲜血像发动机里的机油一样往下流。东风大卡车后面,停着另一辆卡车,他们是朋友,他眼睁睁地看着朋友在驾驶室里呻吟、求救。消防队员赶来了,经过了三个小时,才把司机从驾驶室里抱出来,但司机已经死去多时了。司机的遗体被家人运走了。安葬后,司机的妻子带着五岁的儿子赶来问他一个问题。她问:“我丈夫撞车前,有没有喝酒?”他说:“没有。”她又问:“有没有疲劳驾驶?”他说:“我们刚刚启程一小时。”她的泪掉下来了,又问:“当时他痛不痛苦?”他一怔,说:“不痛苦。”她问:“真的不痛苦?那有没有说什么话。”他说:“没有。”她已经泪流满面,她对儿子说:“你爸爸死的时候没痛苦,他很坚强。”孩子懂事地点点头。其实,他的朋友卡在驾驶室里,痛苦至极。朋友在里面呼天抢地,但是,他无能为力。朋友那满脸的血,绝望的呼救,他回想起来,就会不寒而栗。他不想让朋友的妻子知道这一切。否则,这惨状会让朋友的妻子一辈子也无法承受。但不幸的是,一个月后,当时消防队员救援的场面却在电视台播出了,镜头中的朋友已经丧失了理智,他在喊救命,不停地喊着。他吃了一惊,马上想到了朋友的妻子会不会看到,如果看到了,她将如何面对?他赶往朋友的家,当他走进家门时,朋友的家人正在用餐,电视关着,他们对于他的到来有点意外,招呼着他一起吃。他和他们聊着家常,他们很平静。他想,他们肯定没有看到那一幕。从朋友家出来后,他又赶往电视台,找到了制片人。他把这个故事告诉制片人,希望电视台不要再播放这些画面了,死者的妻子、儿子都认为他死的时候没有痛苦,让他们心中永远保留着一份美好。制片人很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他从电视台出来时,那位制片人一直送他到大门口,握着他的手说:“但愿这个秘密能一直保持下去。”
痛苦不痛苦
一辆东风大卡车,在沪杭高速上追尾撞上了一辆厢式大货车。东风大卡车的整个车头凹了进去,司机扭曲在驾驶室里,他身上的鲜血像发动机里的机油一样往下流。东风大卡车后面,停着另一辆卡车,他们是朋友,他眼睁睁地看着朋友在驾驶室里呻吟、求救。消防队员赶来了,经过了三个小时,才把司机从驾驶室里抱出来,但司机已经死去多时了。司机的遗体被家人运走了。安葬后,司机的妻子带着五岁的儿子赶来问他一个问题。她问:“我丈夫撞车前,有没有喝酒?”他说:“没有。”她又问:“有没有疲劳驾驶?”他说:“我们刚刚启程一小时。”她的泪掉下来了,又问:“当时他痛不痛苦?”他一怔,说:“不痛苦。”她问:“真的不痛苦?那有没有说什么话。”他说:“没有。”她已经泪流满面,她对儿子说:“你爸爸死的时候没痛苦,他很坚强。”孩子懂事地点点头。其实,他的朋友卡在驾驶室里,痛苦至极。朋友在里面呼天抢地,但是,他无能为力。朋友那满脸的血,绝望的呼救,他回想起来,就会不寒而栗。他不想让朋友的妻子知道这一切。否则,这惨状会让朋友的妻子一辈子也无法承受。但不幸的是,一个月后,当时消防队员救援的场面却在电视台播出了,镜头中的朋友已经丧失了理智,他在喊救命,不停地喊着。他吃了一惊,马上想到了朋友的妻子会不会看到,如果看到了,她将如何面对?他赶往朋友的家,当他走进家门时,朋友的家人正在用餐,电视关着,他们对于他的到来有点意外,招呼着他一起吃。他和他们聊着家常,他们很平静。他想,他们肯定没有看到那一幕。从朋友家出来后,他又赶往电视台,找到了制片人。他把这个故事告诉制片人,希望电视台不要再播放这些画面了,死者的妻子、儿子都认为他死的时候没有痛苦,让他们心中永远保留着一份美好。制片人很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他从电视台出来时,那位制片人一直送他到大门口,握着他的手说:“但愿这个秘密能一直保持下去。”
一直保存下去的秘密
离开纽约那天,天色灰蒙蒙的。汽车飞驶在高速公路上,我依依不舍地留恋着路边的建筑。纽约,这个大得几乎能容下世界上所有人种的城市,竟留不下我——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当飞机脱离跑道的那一刻,我知道,今生我注定要为梦想而飘泊。“再见了,纽约!”直到泪水夺眶而出的一刹那,我才意识到自己并没有完全长大,那年,我22岁。和许多人一样,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我要拍电影,拍最好看的电影。我所在的国度被称作电影王国,它气势汹汹地占领着世界电影市场。在赞誉的背后,其实正透露出电影本身的无奈与悲哀,世界电影即美国电影,美国电影即世界电影。为了让全世界的观众都能看懂,而不因文化传统迥异而影响人们的票房收入,无聊至极的暴力动作片、科幻片、灾难爱情片在美国泛滥成灾。70年代以前,美国的确拍摄了一些优秀影片,我为这样的电影王国感到自豪,而如今的王国称号却使我感到厌恶。金钱,发展了电影,也扼杀了电影,美国正不再有真正意义上的电影。我要拍出富有文化品位的优秀电影。这个在我心中孕育多年的梦想,使我大学毕业后即离开了美国,来到了日本。到了东京之后,凭一时年轻气盛,我到了日本最大的一家文化娱乐公司,费了好大一番周折,才见到了公司老板,老板用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我,因为在日本,美国人除了做投资商和老板外,从不亲自从事制作人的工作。老板在得知我高中时搞过乐队并且听完我陈述离开美国的原因后,答应让我先试一试,在此期间,他将公司的3支乐队交给了我,当然,这3支乐队的档次是很低的。从此,一个孩子开始朝他心中梦想的方向奔去。接管乐队之后,我完全投入到工作中,凭借以前的经验、自己的想法和拼命的工作,一年之后,成绩显著,一支乐队跻身日本最著名乐队之列。这完全出乎老板的意料。正当我忙于乐队的演出、唱片的发行之时,老板突然告诉我:“你去拍电视剧吧。”我很诧异,一位同事私下里拍着我的肩说:“祝贺你,这说明老板想重用你,让你熟悉公司业务。”没有多想,我先后拍了两部电视剧,第一部做制片主任,第二部担任制片人。那段时间很忙,在拍电视剧的同时,一有时间就去乐队那儿工作。电视剧拍完了,我也累得快趴下了。结果还算令人满意,两部片子为公司赚了不少钱。随后,在老板的授意下,我又拍摄了两部电影,其中一部片子成为1992年日本最成功的一部影片。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周围是一片赞赏的目光。尝试过各种工作之后,正值公司成立国际部,老板让我做了国际部的课长,让我负责在日本发行一些美国电影,在东南亚组织乐队的演出,并发行日本电视剧。凭心而言,这份工作我极不情愿干,我更喜欢具体的制作,而国际部工作的实质是做生意,没完没了地签合同、联络、出差。那个时候,我感到很被动。但我仍去做了,我认为年轻时应尽量多尝试一下各方面的工作,争取具备丰富的工作经验,为自己的事业打下基础。那段时间,是我这辈子工作最不愉快,但却是最赚钱的日子。我买的一些美国电影在日本发行得特别好,在北京也组织了一次三田佳友的乐队演出,很成功,还卖给东南亚、香港电视台一些日本电视剧。但是一年之后,我实在受不了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我找到了老板.告诉他我不愿意干这个。老板叼着烟,沉思了一会儿,告诉我有三个选择:一回去做制片人,二愿意听我的其他想法,三离开。最后,老板做出了这项决定:在台湾开个分公司,让我去做总经理。在离开日本时,我暗下决心,到台湾就为一个目的:赚钱拍片。于是我又开始拼命地干。当时台湾的一些人都笑我,日本公司派来一个不会讲汉语的美国人,他能干什么。不过我这个人天生运气就好,我到达台湾之前,台湾只有4家电视台,我到了不久,台湾允许私人开设有线电视台,凭空一下子冒出60多家电视台,他们都没有节目。我抓住这个机会,迅速返回日本,将总公司的电视剧版权拿过来。又将其他公司拍的片子版权买过来。到台湾来卖,我在东南亚建立了一个销售网络,一部电视剧可以同时在东南亚、港台卖出去。那时,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赚了多少钱。这时我开始计划着自己的梦想,准备将钱投资拍摄电影。梦想还刚刚成为计划时。就被突变的现实击得粉碎。正是在这一年,日本经济开始垮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全部暴露出来,股票狂跌,房地产下滑,日本经济全面萧条,公司资金吃紧,不得不将台湾分公司的资金收回到总公司运转。这时我又面对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做,二是离开。那天晚上,我开着汽车兜风,疯狂地宣泄自己的烦恼,头脑中一会儿闪出一大叠一大叠的钞票,一会儿又闪出原来的誓言。我一边开着车飞驰,一边撕心裂肺地大喊,直到被警车追上,我才逐渐清醒过来。我下车接受警察的训斥,同时也做出了一个决定:离开!尽管老板再三挽留,我也知道自己的决定意味着什么:7年辛苦努力付之东流,丰厚的薪水、令人羡慕的职位一夜之间全没了,我将不得不从头做起……但是,为了心中的梦想,我情愿一无所有。一个人对人生的执著与对某一件事的执著是有区别的,对人生的执著,是要你有准备,坚持为人生的美好而奋斗是你的责任,坚信经过努力,你能改变现状,超越自己。而对具体某一件事的执著,就应该换另外一种态度。有人说为了梦想而生是悲哀的,然而我却甘愿为梦想而生。一位朋友送给我一句话:在现实面前不低头是人生的悲剧。至今我也仍在思考,低下头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结果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是我看到的第一部中国影片。随后我又有意识地看了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的一些影片,我被深深地吸引了。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我的事业在中国。只有到北京,才能圆我的电影梦,我要拍出优秀的中国电影。然而,我心中一直诚惶诚恐,北京能否接纳我,当时我是个只会说“你好”“辛苦了”的“老外”,我怀疑我能否被这个伟大国度的文化所认同。当时,我已28岁,有人说我在冒险,其实从离开美国的那一瞬间,我就开始了我的冒险生涯。我,只有前进,没有犹豫。1995年9月,我来到北京,我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啊!兴奋、激动、好奇。看到生活方式不同于纽约、东京的北京人,我感到一种天然的亲切。我来到北京电影学院,一边学习汉语,一边学习电影知识,同时选修导演系和摄影系的课程。每周还要到北京师范大学上课,这时也开始出差,四处取经,遍访中国的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局,我向厂长们了解中国电影的最新动向及走势。那时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但是,一想到我现在正在干自己想干的事,我心中只有兴奋,没有疲劳。就这样,八九个月过去,我的汉语进步很快,这得感谢我那帮影视界的哥们儿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1996年6月,我的计划开始付诸实施,公司开始注册,并且开始招人。我庆幸自己招募了一群年轻有才华的人,公司里除了我,全部是二十出头,肯吃苦又具有团队精神的年轻人,大家都只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拍出好看的电影。这时我开始找剧本,包括各地寄来的、朋友介绍的和自己创作的,从各种渠道得到的剧本大约有200多个。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把所有的剧本都看了一遍,一边看,一边查字典,饿了就吃方便面。那期间,我的汉语水平又提高了一大块,看过之后,觉得没有一个本子特别吸引我,最后决定只能我自己亲自来想。那时,我常和张阳、老周、晓枫等一些年轻的圈内人士交流,许多好的点子都是在喝酒吃饭时聊出来的。和许多人探讨之后。我们认为中国电影观众主要介于16岁到35岁之间,其中家庭主妇不看电影,她们只看电视剧,具体地说,应该是大城市里的年轻人,我们要的就是这批观众。农村题材的,我们不拍,年轻人已经看烦了。古装戏我们不拍,太多太滥了。我们选择了城市青年题材。爱情,离青年人最近。我们的第一部影片要以此为主题。那时我有一个初步想法,我要拍5个年轻人的爱情故事,都是年轻人的,正好张阳写了一个剧本。里边也有一些好的点子。有一天晚上,我请张阳出来喝酒,和他谈了这个想法,他认为很好,建议分为5个年龄段,有初恋、热恋、婚后生活、离婚、黄昏恋,我一听就同意了。原来的想法比较简单,觉得找5个普通人的爱情故事,不会很困难。我们请了4位编剧,每个人写一个故事,原计划一两个月写出来,但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每个15分钟的故事,要有开头、过程、结尾,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拍得比较深刻,比较有意义,其实很难,再将5个故事连起来,难度更大。剧本开始写了。4位编剧、张阳、我每个星期一、三、五、六都要开会,我反对自己有一个想法,让别人去写,这样不合理,我们要一起研究,谈各自的想法,共同交流。公司的事情很顺利,公司注册了,投资方也找到了,就是剧本出不来。两个月过去了,没有出来;4个月过去了,仍无起色,投资方开始着急了;6个月过去了,投资方快不干了。他们急了,我也急了,那天我找到他们,当面告诉他们,别拿钱吓唬人,拍不出好电影,还不如不花你的钱。这帮朋友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被我的敬业精神感动了。就这样,我们一共写了8个月,剧本才被大家一致认可。然后又经过一个夏天的筹备,8月底,我们开始拍摄。我们的想法很简单,电影只分为好看不好看两种,我们要拍的影片要贴近老百姓,拍的东西一定是中国的。外国人做不到,包括美国人也做不到,影片一定要让中国老百姓看得舒服、亲切。拍年轻人的电影,让年轻人来拍,吸引年轻人来看。导演张阳当时才30岁,在我们拍的3部影片中,用的全是年轻的首次执导筒的导演。在这一点上,我胆子大得连自己也感到吃惊。一句话,就是互相信任,结果证明我是正确的。我又凭着和李宗盛、周华健、赵传多年的交情,将这3位老友请来客串。拍摄第一部影片,我们只有300万,40多天拍完,每天拍摄长达18到20小时,44天只休息了两天。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别人都劝我别太玩命了,但对于我,爱干的事从不觉得累。拍完之后,我拿着片子一个个城市跑,和电影院的老板亲自谈。“周末”这个概念对于我来说已很陌生了,两年来我没有过周末,没有一天睡眠时间超过8小时。现在许多人也在干这一行,但成功的人不多,不是因为他们笨,他们也有他们的想法,主要是吃不下这个苦。如今,我的爱好,如滑雪、锻炼、旅行、买东西等全放弃了。只剩下拍电影了。干过这么长时间后,我悟出一个道理:拍电影,30%凭感觉,30%靠努力,40%靠运气。凡是我认定的事,玩命也要做到,这一向是我的信念。有付出,肯定有收获。我们拍的第一部影片终于在大雪纷飞之时走红了京城,我给它起名《爱情麻辣烫》,我们的第二部影片《美丽新世界》将于1998年11月份与观众见面,9月1日我们已经开始拍摄第三部影片了。有人说,你这样拼命,值不值。我只能一笑置之。为了梦想,我离开祖国近10年,如今终于可以在中国圆我的电影梦了。为了梦想,我已付出了很多;为了梦想,我同样得到很多。一个美国小伙子在北京闯天下,尤其是拍中国电影,困难可并不比中国足球走向世界少。其实创业的过程,就像马拉多纳踢足球,前面堵,后面追,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往前冲,往往是快要倒下去的时候,得伸出一脚,这球十有八九就进了,许多人熬不到这个地步就退缩了,所以往往前功尽弃,梦想不能实现。为了心中的梦想,我发誓今生要做一名出色的前锋,时刻准备着:为梦想而战。此刻,我的泪水再次流了下来。
为梦想而生
一个多小时后,我才发现错过了高速公路出口。天色渐晚,我只好从最近的出口下了高速,住进路边一个家庭旅馆,准备明天天亮后再绕回布朗镇。坐在晚餐桌前,我心事重重地翻弄着盘子里的青豆。这是一家老式旅馆,窄小的餐厅里只有一张长条餐桌,所有就餐的客人都坐在一起。早已习惯拥有私人空间的我,现在要和一群陌生人同桌吃饭,突然觉得不知所措。环视周围,别人也和我一样不自在,不是盯着自己的杯盘,就是装着看过期的报纸,怕稍一斜视,便有窥探他人隐私之嫌。我们动作小心谨慎,不敢冒犯别人的“空间”。我的晚餐就要在这么沉闷的气氛中度过吗?我拿起放在面前的盐罐桌上惟一的盐罐,递给右边的女士,“我觉得青豆有些淡,您或者您右边的客人需要盐吗?”我微笑着说。她愣了一下,但马上露出笑容,向我轻声致谢。给自己的青豆加完盐后,她便把盐罐传给了下一位客人。不知什么时候,胡椒罐和糖罐也加入了公关的行列,餐厅里的气氛渐渐活跃起来。饭还没吃完,全桌人已经像朋友一样谈笑风生了。我们中间的冰层被一只盐罐轻而易举地打破了。第二天分手的时候,我们热情地互相道别。突然有一个人大声地说:“其实昨天的青豆一点也不淡!”我们会心地哈哈大笑。有人曾慨叹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太厚,这隔膜其实很脆弱,问题是敢于先打破它的人太少。只要每人都迈出一小步,你就会发现,一个微笑,一只盐罐就能打破它。
与陌生人同桌
我是从一所农村中学考上那所著名大学的。刚上大学的时候,我身上有着农村学生的典型特征:衣着寒酸,胆小怕事,沉默寡言,并且深深地自卑。一开始我就为自己的大学生活做了安排:努力学习,争取奖学金;周末做家教,挣生活费;多余的时间就靠坐图书馆打发时间。然而林和江的出现却打乱了我按部就班的生活安排。他是学校广播站的站长,比我高一届。在新生欢迎大会上,他作为学生代表致词。看到他的刹那,我就被他周身散发出来的光芒深深吸引住。一见钟情这种事在我身上发生了。回到寝室,我推翻了之前对大学生活的所有构想,我不漂亮,如果再那么平凡地生活,他可能永远都不会注意到我的,我应该让自己变得优秀,甚或完美,耐心地等到他来对我说“我喜欢你”。第二天我就报名去考广播站了。广播站是学校最有影响力的社团,要求严格也是众所周知的。这次他们只招一个播音员和一个采编记者,报名的却有几百个,主考正是林和江。当我用带有浓重方言的普通话读完材料时,发现几个评委已经笑趴下了,一个男生说:“这样的也来报考广播站!”林和江也好不容易忍住笑,他说:“小妹妹,回去练练普通话,以后有机会的。”没想到一腔热情居然换来这样滑稽的结果,我的眼泪终于没能止住,十分狼狈地逃回了寝室,然后便打了退堂鼓。没想到几天后在食堂吃饭,居然遇见了他。他还记得我,主动向我打招呼:“小妹妹,要勤加练习哦。”我的心一下子又跳了起来,我想,4年,还有4年,我会等到我的王子的。那以后,我几乎是拿出了当初考大学时的劲来练习普通话,每天疲倦而又心无旁骛地向着目标冲锋。很快机会就来了,两个月后,广播站因为走了一个播音员而不得不再次公开选拔。这次的主考是上次笑趴下的那个男生,看到他,我微微有点窘,可是一想到日后可以和林和江共事,我还是鼓起勇气把那首煽情的诗念完了。男生听完,一脸欣喜的样子,说:“你大一的?不错不错,我们就选你了。周六晚上站里同事聚餐,你也参加吧,顺便认识一下台里的兄弟姐妹。”他显然已经忘记我就是两个月前让他笑趴下的那个女生了。同事聚餐?也就是说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认识林和江了!我兴奋得无以复加,早早就做好了准备。可是周六晚的聚餐让我又喜又悲,喜的是我如愿以偿见到了他,他微笑着向我敬酒,说:“你是那个大一的小妹妹,恭喜你终于成功了,跟着你们的新站长好好干!”悲的是,离开的那个播音员就是他!这次聚餐就是为了替他饯行的。这也许是老天对我开的一个大大的玩笑,或者小小的考验。学校每月会给广播站员工一笔不少的补贴,这对我这个每月要为生计发愁的农村孩子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所以我不能放弃。林和江已经做了学生会主席。于是我在熟悉广播站的工作之后,也很快地将重心转向了学生会。要想进学生会这一全新的领域,我必须从头做起。要有竞选资格,必须先在班上担任一个要职。我全力以赴,终于争取到了团支部书记的职位。一学期的兢兢业业工作之后,我被系里提拔为宣传部长。这时候,寝室的女孩子都已有了自己的另一半,她们对我执著于工作感到不可理解,常常劝我:“叶宣,花开的季节可不长,不要浪费了自己的大好时光哦。”我总是苦笑,她们哪里知道,在女孩子的这个季节,我早就听到了自己花开的声音,并且立志把自己的花开得最美。大二下学期,校学生会换届大选,得知林和江将连任主席,我兴奋极了,因为校团委已经找过我,希望我能担任宣传部长。新领导班子的碰头会上,林和江看到我,很惊讶地开玩笑说:“怎么又遇到了,咱俩缘分可不是一般的深啊。”我在心里暗笑,这种缘分也不是一般人能制造出来的啊。共事一个多月以后,我发现很难看到他的影子,我惴惴不安地想,难道他又有什么事?果然,没多久,校团委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兴趣任校学生会主席。“我?!那林和江呢?”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哦,林和江嘛,他主动请辞了,好像是准备考研,只好放弃手上所有的工作。人各有志,勉强不得呀!”回到寝室,我郁闷了好久。我们是不是真的没有缘分?否则两年多了,为什么我们总像两个奔向不同目的地的路人,还来不及看清对方的表情就擦肩而过呢?可转念又想,这么久了,我们两个人都没有谈恋爱,是不是只是缘分未到?想着想着,我新的决心下定了——追随他去考研。林和江报考的是北京大学。我一听就傻了。这时候的我,因为忙,无心顾及学习,英语四级还没过呢,成绩排在年级的一百名以后。我不知道我和林和江的距离还有多远,但我知道我和北京大学的距离十分遥远。可我还是决定要试试——如果每个女孩都是一朵花,那我就太平凡了,除了怒放,我想不到可以引起别人注意的方法。我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在校外租了个很小的房子,开始了艰难的考研拼杀。室友们笑我,背单词背得像傻子,高数题做得像疯子,政治说得像领导班子。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像得了厌学症一样,看到那一摞摞厚厚的考研资料就恶心犯晕。好友陪我爬山散心,我站在高高的山坡上,忍不住大喊:“北大!我一定要考上北大!”好友被我的举动吓了一大跳,她问我:“你为什么总是把目标定得那么高呢?你不感到累吗?”我哭了,哽咽着说,你不懂的。大三那年4月份,林和江的考研成绩出来了,很遗憾,离录取线差了二十多分。我也长长地舒了口气,心想明年我考不考得上也都无所谓了。林和江找了份工作,在省电视台做主持人,我窃喜,幸好我对学校电台的工作比较熟悉,也许毕业可以朝这个方面奋斗。按照学校的惯例,6月份会举办一个经验交流会,找来大四一些比较出色的学生给学弟学妹们一点学习或找工作的指导,林和江自然也在被邀请的行列。那天的交流会我也参加了,我坐在角落里,心情很复杂,有些期待,也有些害怕。交流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主持人突然问了林和江一个问题:“大学4年,你一直走得很顺利,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很想知道除了你自己的毅力,还有没有其他的力量支持你前进呢?比如说……”主持人狡黠地眨眨眼,转向观众说,“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台下哗然。林和江显然没料到这招,怔了好一会儿。大家安静地等待着。他突然起身走下台,走过我的身边,看到我的时候甚至还朝我点头笑笑,然后变戏法一样地从我身后拉出一个女孩子。他说:“就是这个女孩,她一直默默地支持我,怕影响我的工作,4年来都不愿透露我们的关系。没考上北大,我觉得很遗憾,但更多的是庆幸,几年来我总以为幸福在前方,却忘了身边触手可及的幸福,幸好上帝给我机会去发现并且珍惜她。现在我要对她说声‘谢谢’。”这时,观众席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很坚决地离开了现场,我觉得这真像一部煽情而又低俗的肥皂剧,当男女主人翁团聚的时候,总会有蹩脚而受伤的第三个人偷偷哭泣。我也终于知道,在我最期待爱情的时候,上帝不小心睡着了。我给自己放了两个月的假,和所有女孩一样,乐此不疲地买自己喜欢的衣服,和男孩子约会,吃街边小摊上辣得掉眼泪的麻辣烫。3年来,我一直在马不停蹄地奔跑,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这样的生活也很好。大四那年,我放弃了实习,继续准备考研。那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照例是一年一度的交流会,主持人问我:“你的经历很像上一届的林和江,都做过广播站的站长,做过学生会的主席,也都考过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可以说是太巧了,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你是把他当成目标在追赶,是这样的吗?”我愕然,然后平静地说了一段很励志的假话:“是的。4年来,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的目标。我进校的时候,他就已经很优秀了,光芒四射。那时,我还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小姑娘,但是我决定要追赶他,所以,4年来,我一直在奔跑……我想证明一点,男孩子能做到的,女孩子也可以!”说完,我颓然坐下。观众席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可是,只有我自己听到了,心中花开过后花瓣脱离花朵的声音。
奔跑在爱情的高速路上
如果你经过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在一般情况下,你是不会对里面的工作人员感兴趣的,因为这不过是你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事:你付费,他找零钱,放行,然后你开车走人——就是这么简单。然而,有件事让我至今难以忘怀。那是在1984年的一个早上,我应邀到旧金山参加一个午餐聚会。路过收费站时,我听到了很高的音乐声,看上去好像正在举行派对。我环顾四周,并没发现有什么车开着窗户,附近也没有装着大喇叭的广播车。于是,我断定音乐是从我旁边收费亭里传出来的,我朝里面仔细看了看,果然发现一位工作人员在跳舞。“嗨,你在干什么?”我问道。“我在跳舞”他回答。“其他人都干什么去了?”我望着其余的收费亭问道。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反而指着那一排收费亭问我:“你看这排收费亭像什么?”“他们像……就像收费亭呗。那你说他们像什么?”我反问道。“像排列整齐的棺材!”他回答道,“每天早上8点半,精力充沛的人们进入小亭子开始工作。接下来这8个小时内,他们就像死人一样一直待在里面。下午4点半,他们又再度复活,从亭子里面出来各自回家。整整8个小时,大脑得不到一刻闲暇,必须全神贯注于工作,甚至每一根神经都参与到这一成不变的工作之中。”听了他的话,我感到很惊讶——这位年轻人居然从他枯燥的工作中提炼出了一种人生哲学。其余16个工作人员只是被动地努力工作,不敢出一丝差错,然而,这个小伙子,在同样的工作岗位上,竟然获得了一份人生的超脱。于是,我禁不住问他:“为什么你跟他们不一样?我看你好像每天都带着很好的心情来工作。”“你看,我有一间属于我自己的办公室,明亮的大玻璃镶嵌四周。我坐在这里,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金门海峡湾、旧金山和伯克利山。将近有一半的西方人不远万里到这里度假……而我却可以天天在这儿漫步、跳舞……
换一种心态,获得了一份人生的
一个午后,汽车在广深高速公路上疾驰。赵新华看向窗外,一个个工厂的招牌不断被向后抛去。他知道,自己离“世界工厂”深圳越来越近。这位北方某理工高校的准硕士决定做点不一样的事:一路南下去做工人。汽车在沙井车站癌火。赵新华下车,活动活动久坐麻痹的筋骨,吸口气,提着轻便的行李箱走向这个陌生城市。满街都是年轻人,穿着款式雷同的工装,胸前别着五颜六色的工牌。街边手机店里传来嘈杂的音乐声。“河南人,四川人”已满下厂的最直接原因是他刚读完一本名为《韩国工人》的书。70年代的韩国,曾有大批学生深入到产业领域,体验工人的生活,从事最底层的劳动实践,并试图帮助工人解决一些问题。过批学生被称为“潜伏工人”。赵新华觉得醍醐灌顶。成长自四川农村的他“幸运”地考入大学,而儿时的不少玩伴却都在南方生产线上打工。逢年过节偶有聚会,他会以“工厂怎么样?待遇好吗”之类的问题关心朋友近况,却发现交流总有隔膜。他决定去那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看看,并且用手机镜头和笔留下一些记录。于是,他来到了位于深堋市宝安区的沙井镇。当地的村里成立了股份台作公司,盖厂房并出租给企业是当地人的生财之道。大街上随处可见招工广告。一则招收“临时女普工8名、临时男普工2名”的广告进入了赵新华的手机摄像头。这家企业最诺“干满15天结算全部工资”,还在广告上“括号注明”:四川、河南籍已满,暂不招收。他花了3天找工作。最初很拘束,每每走到厂门口,却没有走进去的勇气。第一天他走了七八个工业区,不断遇到一些同样找工作的年轻人。有的也是初次来深圳,有的辞工了急着找下家,也有的不满意现在的工作,趁着中午出来找后路。累了就在路边休息一下。“这样走走停停,不断和刚认识的人说再见,拐弯又能遇到新伙伴。”下午在一个玩具厂,保安问他“压下三个月工资,不包吃住,干不干?”赵新华问:“这么差的条件,有人愿意来吗?”保安答:“下午还招了两个男工呢,实在没钱吃饭了,啥活也得干。”大街上的招聘广告大多是职业介绍中心贴出来的,需要交介绍费。一位好心的保安大哥还专门告诫赵新华,街边那些待遇诱人的广告骗人的居多。天黑了,赵新华游荡到黄埔村的一个工业区,到门卫室问保安招不招人,保安打了个电话之后说“明天来上班吧”。刚好旁边有一个工友来辞工,赵新华询问了一下这个厂的情况:工厂有300人左右,每天上班12小时,两班倒,每月休息2到4天,压15天工资,加班费6元/小时,不管吃,住宿要交住宿费。玩《传奇》,看《天线宝宝》上班第一天,赵新华被指派跟着一位工友学习。闲聊时,他得知这位吊儿郎当、无精打采的工人是河南濮阳人,“他站着上班都能打瞌睡,胡子长了也不理,填张单子都会搞得很脏”。两人慢慢熟悉了,赵新华就问,“为什么那么困?”对方回苔,晚上通宵打游戏去了。《传奇》是受这里的男工大爱的一款网游,他们在业亲时间常常流连于魔幻世界里厮杀、升级。后来,这位《传奇》爱好者傲坏了5万米的电线,按赵新华的估计这5万米大概值1万多块钱,相当于一个工人一年多的工资。赵新华离厂前,企业对这个工人的处分还没下,不过按照深圳市工资条例规定,给工厂造成损失的最多赔付工资的20%。隔壁生产线上有个嚼槟榔的湖南人,他是厂里比较“资深”的工友,已经干了3个月并提交了转正申请,于活的时候喜欢大嗓门地说脏话。但他的声音总是被轰鸣的机器声吞没。二楼的工种必须在强烈的机器噪音下工作,工人们没有耳塞,赵新华曾在二楼帮过两天忙,待上半个小时就被闹得心慌头疼,只能找点卫生纸把耳朵堵上。不过有了机器声的掩护,赵新华倒是可以在无聊时大唱《咱们工人有力量》了。工人们每天工作12小时,白班夜班两班倒。白班是早上7:30到晚上7:30,中午、晚饭各半个小时。工厂里没有食堂,工业区门口的小餐馆里每天中午都告有大量工人吃“战斗饭”,服务员推着餐车到处走,想要什么菜自取,每顿饭要花4-5元。饭后工人们会掐着时间坐在厂门口抽支烟,半小时一到就必须立刻回去。宿舍每间住8人,大小跟学生宿台差不多,却没大学宿台那么拥挤——每个工人的行李几乎用一只手提箱就可以装下,空间自然显得大。晚上7点,收工的工友回到宿台。有人洗去满身硅胶烟雾留下的怪味,打扮得光鲜靓丽出去和女友约会。有的工人每月1500块钱的工资差不多1/3是花在服装上的。还有的会三五成群去打台球或者联机“砍人”去,剩下赵新华一个人在小本子上记下一天的所见所感。有时候,赵新华会跟上夜班的一位瘦高的保安碰上面,看上去三四十岁的他白天会在宿台研究码报,是个老六台彩民。曾经有段时间,有传言说六台彩中奖号码会在动画片《天线宝宝》里透露出来,他就天天疯狂追看。想技术性地搞废机器上工第五天,保安拿了一堆台同让赵新华签。服务最诺书的内容大概是“我自愿、我接受、我同意,我不追究公司,我不会起诉等等”。而“加班申请”中有。日本人家庭困难,自即日起至离职日止,愿意申请法定正常工作外的所有加班,此申请纯属个人意愿,并最诺“决不因加班时间与报酬等问题向上级提出对××公司的任何投诉民诉请求,望上级领导批准。”此外,工厂还要求他签了“因本人家庭困难”而申请不购买社会保险的申请。签完字,摁上红手印,赵新华颇有“卖身”感。他要求保留一份劳动合同,保安说公司还没有盖章,“你章着也没用”。赵新华后来打听到,原来这些申请和条款在深圳的不少工厂中都存在,这是工厂规避劳动法的手段。刚进车间的时候,工科出身的赵新华摸到机器是真的兴奋。可是没过两天,他就开始琢磨“怎么技术性地把这些机器搞废掉”。一站就是12个小时,除了中午在厂门口抽烟时能坐一下。“如果被领导发现,就告被叼,听说三层的车间里,工人每天上厕所的次数和时间都有限制”,回到学校,赵新华对“叼”这个当地用来指代“骂人”的字眼用起来还是很溜。搞废机器的“灵感”来自赵新华的一个伙伴。那个大学生在其下厂报告里写了一个细节:工人用小刷子搅一搅自动化传感器,生产线就会瘫痪,等待检修人员恢复设备的过程就是工人们喘口气的时间。但这个工厂的机器却不具备如此“优良的性能”。不但如此,赵新华甚至还有些期待设备能一直运转正常:因为如果机器断线,就意味着要把卧式炉打开重新走线,350摄氏度的热浪会在炉盖打开的一刹那袭来,“觉得胡子好像一下子煳了一样”。如果火苗溅落,就要迅速灭火。他在车间里第一次使用了灭火器,却喷了自己一头干粉。闲下来时,赵新华还是会琢磨生产线上有哪些环节可以进行自动化革新。这时候,“身上穿着工装,大脑却是作为工科高级技术人才进行着高速运转”。关于劳动法的实践“通过刻意制造在一定限度内的与厂方的矛盾,比如拒绝加班,要求改善工作条件,或者辞工讨要工资,并以过些困难和矛盾为话题与工友开展交流。”这是赵新华在进厂前琢磨出的“体验工厂生活”的一个实践内容。然而在工作半月后决定辞工时,他却觉得泄气。辞工自然遭到了组长和经理的刁难,但让他心生凄凉的,是工人们的反应。赵新华要辞工的消息在车间传开,工友们都劝他“不要想了”。总结工友的观点,有“知足论”——“干活就要踏实,这个厂的条件还算不错,原来一个人要看两三条线不也是这么多工资?”有“江湖水深论”——有个工友要辞工,厂里不允许,还不让他往外拿行李,他只能进来一次穿两件衣服。还有讨要工资被打断腿的。赵新华搬出劳动法,遭到工人的抢白。最终,他“一个人的战斗”以“部分胜利”告终。应拿工资1000元,但因被记了3天“旷工”,他一共拿到工资836元,扣除在深圳花贵220元,办理假证40元,交通上网等费用50元,往返车票500元,“收支基本相抵”。领到工资那天,赵新华到车间转了一圈,还没说几句话,就被组长赶了出去。组长说:“车间里到处都是摄像头,厂长看到,被叼的是我。”在深圳的最后几天,赵新华在大街上给工人发放法律宣传页,意外邂逅了嚼槟榔的湖南工人。后者平静地接过赵新华递过来的莹律宣传页,嘟囔了一句“以前就拿到过嘛”。很快,在来来往往全是工人的大街上,赵新华已分辨不出哪个背影是他了。
研究生在工厂
出济南上高速的时候,车窗外的雨珠从玻璃上一串一串的滑落,深冬的落寞,和南方相比多了荒芜和凄凉,气温急速的下降,单薄的衣衫在行程匆匆的旅途中不胜寒冷,怀念江南温暖的味道,山青水秀的明媚,那个依然温馨的叮咛。雨水一路临空飘洒,从平邑到五莲沿途的风景,大杨树枯黄的树枝和摇曳的落叶,让人不胜感伤,一别十年重回旧地曾经记忆中的街道如今高楼林立,所剩下的只是繁华的记忆。雨刷器在车窗外的玻璃上来回的运动永不知疲惫,景物飞奔的在倒退,一点一点的远离,生命中的来来往往,苍老的年华中那些让人感动瞬间的温暖,是如此让人难以忘记,生活逼真得日以夜继,从一路坎坷中走来,到路的尽头还是路,向左还是向右?是决择还是放弃?路口下的徘徊,寂夜中的无奈,那么无能为力,又是那么身不由已。一如感情,喜怒哀乐,我们拥有它最真实的一面,而操纵着我们所有的一切,就是自己的思想,好多话说不明白,怎么解释都显得多余,好多事不问原由却可以心甘情愿,这是爱吗?还是喜欢?淡淡的,深深浅浅又有几个人能说的明白,感情是我们最光辉的一面,它可以默默无言,又可以波澜壮阔,任你在天涯海角,还是近在咫尺你都可以感受到它的炽热,它的悲冷,人的一生其实很短,短得一回首只能看见曾经的所有只剩下了记忆,而那些相伴于生命中走过流年的人儿已成苍海桑田,于我!爱你一般,不在风花雪月,却在字里行间。歌德说“当你感到疼的时候,请你放手”。也许这句话的含义,只有真正痛过的人才能明白和体会,生活赠与我们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带给我们太多不能言说的伤,真情流放的同时,手边的温暖是否此去经年?疼吗?痛吗?是摇摇手,还是摆摆头,青春是个爱哭的孩子,一点一横都记载着曾经几许的心昔,绵绵不绝的青山绿水,厚重的年华淡薄,岂能又在一只笔一回首中带过?记住你最初的容颜,你的手曾紧紧牵着我,那些深情耳边呢喃,在岁月的轮回中,都落成执笔相望的句点,欲说还休不能的聚拢,织成此生的最痛,任它拾起又放下,从春暖花开到落叶遍地,每一次的展开又叠起,悄悄的花落又花开。爱你!无关风花雪月,只在平凡的真实,四季有风有雨,蓝天有白云和大地,而我拥有姹紫嫣红碧绿的记忆,那时花开芳香层层把思念溢满,你的笑脸一如梅花绽放,品味的不是寂寞却是呵气如兰。伸出手展开绵密的掌纹,我依然会记得烟雨满楼,一纸芳华诉流年,为你写下最美的诗篇,长享外古道边,一点眉尖相对望,怀抱吉它的岁月,悠悠不绝的弹唱,多少欢笑,多少苍老,就是我谱写给你的歌谣,你的年少,我的华发。见与不见,我都在这里,不来不去,爱与不爱,情就在那里,不增不减,你念与不念,我都在这里,不悲不喜,让你来我的怀里,要么让我住进你的心里。喜欢这样淡淡忧伤的文字,一如你喜欢流泪眼睛,总把它的滑落演绎成带温度的液体,面对人间世事无常,相聚又相散,你给矛我的是一纸芳华的诗篇,无穷无尽的是离愁,记住生命中曾经给过我所有感动的人,那份炽热那一份默契的滋长,走过多少灯清水暖寂夜的难眠,从开始到终点,从过去到现在,点点滴滴都犹记心怀,有人说“寂寞的是心,不寂寞的是念”那曾经一抹的念想,不变的挂牵,又可以抵挡多少无数个寒冬厮杀的凛然,带泪的冰霜渐渐融化在暖春的三月,杨柳拂过枝头的浪漫,又是一江春花秋月,江南的流水百回又千转,风清云淡从容的走过千年的苍桑,青石板里滑落了谁最初的誓言,雨巷里的姑娘大红妆谁在遥遥的望,等来霜叶落满天。爱你!无关风花雪月,守住一份苍老禁锢一个时空的距离,这是一种流泪的幸福,爱的不能爱,爱到终须散,红尘一笑和你共徘徊,我记得我爱过,千山冰封.雪,断桥西湖月,凝结成千年的琥珀,对你的爱!通透依旧。
爱你!无关风花雪月
有一只小鹿爱走出树林子玩,妈妈叮嘱她:“别上高速公路,那儿的车子又多又快,很危险呢。”这一天,小鹿来到高速公路边,看到许多车奔来奔去。远远来了一辆车,同她颜色一样,也是褐色,车身亮得耀眼。小鹿很想同他交个朋友。她瞅准机会,跳上高速公路,落在这辆车的旁边。褐色的车响了两下喇叭,小鹿害羞地点了点头。她兴奋地同他并排飞奔起来,风在耳边呼呼地响。她侧过脸,发觉褐色的车圆瞪着眼,像有心事。小鹿关心地问:“哪儿不舒服?我能帮你的忙吗?”褐色的车叹了口气,说:“我的主人贩毒,我很恨他。”小鹿瞥了一眼开车的男人,问道:“他将毒品藏在哪儿?”褐色的车答道:“毒品分装成小包,都藏在座垫下。”他俩一边奔,一边轻轻商量。“我有一条妙计,不知你忍得住痛吗?”“只要能摆脱这个坏蛋,我受点痛也值得!”于是,小鹿忽地跳到了褐色的车前面。那个男人没料到小鹿挡在车前,“嘎”的一声紧急刹车。跟在后边的卡车一下子撞了上来,而且撞得横了过来,挡住了慢车道上的车。就这样,一辆车跟着一辆车撞了起来。顿时,高速公路上乱了套,到处响起喇叭。几辆警车赶到了,都说是小鹿惹的祸。小鹿不慌不忙,将头伸进褐色的车里,从座垫下衔出一小包一小包的毒品。警察立刻铐住了那个目瞪口呆的毒品贩子。褐色的车高兴得忘了身上的痛,他从心里感谢小鹿。小鹿将脸贴住他,说:“别怕,你很结实,只是后面撞扁了一小块。祝你找到一个好主人!”然后,小鹿对围在身边的警察说:“唉呀,我闯了大祸!”警察们一边将毒品贩子押上警车,一边向小鹿竖起大拇指,笑眯眯地说:“亲爱的小鹿,你立了大功,我们还要奖赏你呢!”
小鹿上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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