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离的故事

判决的时刻到了。1小时45分钟的闭门会议后,陪审团将宣布他们是否认为我故意谋杀了我女儿琳。我抚摸着脖子上的盒式挂链,一连9天的审判我一直戴着它,那里面有琳的照片和她的几缕青丝。我知道琳一定不希望我经历这样的煎熬。在她离开人世前,她曾告诉我她很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陪审团,针对对凯——吉尔德戴尔的指控,你们达成一致裁决了吗?”法庭传达员问。“是的。”首席陪审员说。“就凯·吉尔德戴尔企图谋杀她女儿琳·吉尔德戴尔这项控告,你们是如何裁决的?”我屏住了呼吸。17年前一个普通秋日的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琳的老师打来的,她问我是否能来接琳,她好像生病了。当我赶到学校时,14岁的琳面色惨白。“妈,很抱歉让你从公司赶来,但我感觉恶心,头晕得厉害。”琳再也没能回到学校。短短几周内,我们可爱的女儿不再是我和我丈夫理查德认识的那个活泼、阳光般的小话匣子。除了严重和持续的喉咙痛、头痛、四肢痛、腺体肿胀和感染以外,琳几乎每天都会昏迷,有时,一次发作会持续几个小时。几周后,琳终于被诊断出患有慢性疲劳症,(也叫做肌痛性脑脊髓炎,即MyalgicEncephaIomyelitis,简称ME)。ME是不治之症,医生们也不确定病因。尽管有关的科学证据越来越多,但还有人怀疑这种病到底存不存在。然而,ME却影响着25万英国人,其中有25%的人病情严重。接下来的17年,琳不得不没完没了地去医院接受检查,她逐渐不能吞咽,只能通过鼻饲。她整天只能平躺,因为她坐起来会失去知觉。她的主要脏器和内分泌系统已失灵,尽管每天注射吗啡,她还是经常感到剧痛。但我坚强可贵的女儿始终没有放弃信念,她相信终有一天,她可以像一个正常的年轻姑娘那样生活。2007年9月30日是琳30岁的生日。即使是她,也想放弃了。她示意想和我谈谈。“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她用力写着,“妈妈,我完了。你治不了我。我们得做点什么。”之前的几周,我时常发现她在哭——这不像她。琳极少沉浸在自怜中。但30岁这关对她很重要。她曾告诉我说,如果她到那个里程碑时还不好的话,她不想继续下去。但即使这样,琳又坚持了一年。2008年12月的一个夜晚,我从睡梦中惊醒。时间是凌晨l点45分,我刚躺下1个小时,琳按了对讲机上的按钮。我跑去她的房间。“出什么事了?”困意让我有点不耐烦。她榛子色的眼睛噙满了泪水,她抬起一支大注射器。我去睡觉前,刚给她在注射器里装了24小时用的吗啡。注射器连着二个泵,这个泵会慢慢将止疼剂推进她的大腿。但现在注射器空了!我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把整管药剂推入了血管!她哭着对我示意:“我坚持不住了,妈妈。”我紧紧握住她的手,眼泪夺眶而出:“为什么是现在?”“什么时候又是合适的呢?妈妈,我真的很抱歉。这管吗啡我全都打完了,但还不够。妈妈,请再给我加一管吧。”她恳求着。虽然我曾想象过终有一天琳将离我远去,但我从未想过会以这种方式。我想起过去这17年里琳所忍受的种种煎熬:医生用巨大的针管扎她的脊柱,她的静脉萎陷;在医院里传染上超级病菌。现在,她的肾和心脏都有问题,她有骨质疏松症、肝功能衰竭、肾上腺失灵、甲状腺不活跃……“我理解你的感受”,我说,“但我不想让你走。你不能再等等,等待上帝的召唤?”我俩谈了很久,她一直恳请我结束她的生命。“你是惟一能帮我的人。妈妈,我求你了。”我终于接受这个事实,不能让女儿再这样下去。我去另一间房取N6瓶吗啡。我把注射器灌满,准备把它接上——但琳推开我的手,直接拿走注射器。我就坐在她床边。随着吗啡进入她的血液,她逐渐失去知觉。带着她能听见我说话的希望,我哭着说:“我爱你,你爸爸也爱你,所有人都爱你。我们能理解,我们不怪你。我们知道你受了多少罪。你是如此勇敢,如此顽强。我亲爱的宝贝,你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了。”我就那样在琳身边坐着,抚摸她的头发。我没有挪动身体,不吃不喝也没睡。夜幕再次降临。2008年12月4日早上7点10分——从她叫醒我,已过去了29小时25分钟——我女儿停止了呼吸。我不知道我和琳躺了多久。又一天过去了,我明白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抑制住悲痛坐起来,设法集中精力,给琳的爸爸、我的前夫理查德发了一条短信:“请现在就来。”理查德很快赶来。当他看见她躺在那里,惨白的脸一动不动时,他几乎崩溃。他双膝跪地,用力抱紧她。“琳,我很抱歉。”他抽泣道。作为她的父母,我们面对ME时无能为力。我们争取了那么多年,但还是没能挽回我们的女儿。理查德终于平静下来,打电话给医生。医生走后不久,门铃又响了。两名警察站在门口……我知道辅助自杀是犯法的,但我准备好向警察承认过去48小时发生的一切。我不知道琳死后的那最初几周,我是怎么过来的。理查德和我家人给了我莫大的支持,但我太想念琳了。我想念她的温暖、善良、幽默、淡淡的微笑和她的一切一切。2009年4月16日,我被指控蓄意谋杀,我并不生气。“现在,无论发生什么都不重要”,我想,“最糟糕的都已经发生,琳都走了。”检察官向我解释了人们参与协助自杀不被起诉的种种条件。如果受害人“患有晚期的病症,或不治的残疾或衰退的状况,自杀的意愿是明确的、不可能改变的、充分了解情况的,而且已告知嫌疑人,并要求帮助,嫌疑人的动机完全出于同情,而且应该是受害人的近亲或朋友”。那么,起诉将不太可能。但控方会撤销对我的指控吗?意想不到的证据竟来自我女儿琳,她从坟墓里告诉世界她的感受。证词来自琳写的一封信,信是写给她在网络论坛里结识的朋友的。这些人也患有ME,在琳生命的最后几年,是这些同病相怜的朋友们给她带去巨大的慰藉。她在信中写道:“朋友们,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们说。经过数月,甚至是多年的认真考虑,我基本上已做出了决定。是的,我受够了,我想离开这个世界。”法庭上鸦雀无声,人们都在专注地聆听我女儿的心声。“想象一下你的生命只在一间小小的房间里。只在一张单人床上,自从你14岁起,就待在那里,整整16年,想象一下一个31岁的大姑娘,至今未曾热吻过,更谈不上别的了;想象一下一个有着百岁老妪般瘦弱骨架的人,稍有行动,便有严重骨折的危险;想象一下不能将脑中活跃的思维表达出来,因为你无法说话,除了缓慢地打电子邮件;想象一下永远无法实现你想要的,可那是赋予所有年轻女性的权利,如孕育你自己的孩子;想象一下死亡——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知道,那是你想要的——但却因病得太重,以至于无法自行了断,所以,你的‘生命’被囚禁在那悲惨的躯壳里苟延残喘……以上这些我都不用想象。那就是我的现实。我的身体和思想早已支离破碎,我渴望一份宁静。”琳是她自己最好的代言人。她的意愿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她能如此勇敢地为自己说话,我为她感到骄傲。“首席陪审员,你们达成一致的裁决了吗?”“是的”。我屏住了呼吸。不管判决如何,当初我还会那么做。“就故意谋杀这项指控,你们是如何裁决的?”“无罪。”我的家人和朋友们发出一阵欢呼,我则泪流满面。琳的画面浮现在我眼前:她是那个笑着在沙滩上跑的小女孩,她是那个躺在阴沉房间里重病不起、精疲力竭的姑娘……我看见她在冲我微笑,现在,她终于可以安息了。我知道那天床边的道别绝不是我们最后的诀别,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重逢。
妈妈,谢谢你让我离开
我去另一间房取回6瓶吗啡。我把注射器灌满,准备把它接上——但琳推开我的手,直接拿走注射器。我就坐在她床边。随着吗啡进入血液,她逐渐失去知觉,但她能听见我的希望。我哭着说:我爱你,你爸爸也爱你……判决的时刻到了。1小时45分钟的闭门会议后,陪审团将宣布他们是否认为我故意谋杀了我女儿琳。我抚摸着脖子上的盒式挂链,一连9天的审判我一直戴着它,那里面有琳的照片和她的几缕青丝。我知道琳一定不希望我经历这样的煎熬。在她离开人世前,她曾告诉我,她很担心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陪审团,针对对凯·吉尔德戴尔的指控,你们达成一致裁决了吗?”法庭传达员问。“是的。”首席陪审员说。“就凯·吉尔德戴尔企图谋杀自己女儿琳·吉尔德戴尔这项控告,你们是如何裁决的?”我屏住了呼吸。17年前一个普通秋日的下午,我接到琳的老师打来的电话,她问我是否能来接琳,她好像生病了。当我赶到学校时,14岁的琳面色惨白。“妈妈,很抱歉让你从公司赶来,但我感觉恶心,头晕得厉害。”琳从此再也没能回到学校。短短几周,我们可爱的女儿就不再是我和丈夫理查德认识的那个活泼、阳光的小话匣子了。除了严重和持续的喉咙痛、头痛、四肢痛、腺体肿胀和感染以外,琳几乎每天都会昏迷,有时,一次发作会持续几个小时。几周后,琳最终被诊断出慢性疲劳症(也叫做肌痛性脑脊髓炎,即MyalgicEncephalomyelitis,简称ME)。ME是不治之症,医生们也不确定病因。尽管有关的科学证据越来越多,但还有人怀疑这种病到底存不存在。然而,ME却影响着25万英国人,其中有25%的人病情严重。接下来的17年,琳不得不没完没了地去医院接受检查。她逐渐变得不能吞咽,只能通过鼻饲;她整天只能平躺,因为她坐起来会失去知觉;她的主要脏器和内分泌系统已失灵,尽管每天注射吗啡,她还是经常感到剧痛。但我坚强可贵的女儿始终没有放弃信念,她相信终有一天,她可以像一个正常的年轻姑娘那样生活。2007年9月30日是琳30岁的生日。但她,却想放弃了。她示意想和我谈谈:“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她用力写着,“妈妈,我完了。你治不了我。我们得做点什么。”之前的几周,我时常发现她在哭——这不像她。琳极少沉浸在自怜中。但30岁这关对她很重要,她曾告诉我说,如果她到那个里程碑时还不好的话,她不想再继续下去。但即使这样,琳又坚持了一年。2008年12月的一个夜晚,我从睡梦中惊醒。时间是凌晨1点45分,琳按了对讲机上的按钮。我跑去她的房间。“出什么事了?”困意让我有点不耐烦。她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她抬起一支大注射器。我去睡觉前,刚给她在注射器里装了24小时用的吗啡。注射器连着一个泵,这个泵会慢慢将止疼剂推进她的大腿。但现在注射器空了!我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把整管药剂推入了血管!她哭着对我示意:“我坚持不住了,妈妈。”我紧紧握住她的手,眼泪夺眶而出:“为什么是现在?”“什么时候又是合适的呢?妈妈,我真的很抱歉。这管吗啡我全都打完了,但还不够。妈妈,请再给我加一管吧。”她恳求着。虽然我曾想象过终有一天琳将离我远去,但我从未想过会以这种方式。我想起过去这17年里,琳所忍受的种种煎熬:医生用巨大的针管扎她的脊柱,她的静脉萎陷,在医院里被传染上超级病菌。现在,她的肾和心脏都有问题,她有骨质疏松症、肝功能衰竭、肾上腺失灵、甲状腺不活跃……“我理解你的感受。”我说,“但我不想让你走。你不能再等等,等待上帝的召唤?”我俩谈了很久,她一直恳请我结束她的生命。“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妈妈,我求你了。”我终于接受这个事实,不能让女儿再这样下去。我去另一间房取回6瓶吗啡。我把注射器灌满,准备把它接上——但琳推开我的手,直接拿走注射器。我就坐在她床边。随着吗啡进入血液,她逐渐失去知觉,但她能听见我的希望。我哭着说:“我爱你,你爸爸也爱你,所有人都爱你。我们能理解,我们不怪你,我们知道你承受了多少痛苦,你是如此勇敢、如此坚强。我亲爱的宝贝,你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了。”我就那样在琳身边坐着,抚摸她的头发。我没有挪动身体,不吃不喝。夜幕再次降临。2008年12月4日早上7点10分——等我醒来,已过去了29小时25分钟——我女儿停止了呼吸。我不知道我和琳躺了多久。又一天过去了,我明白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抑制住悲痛坐起来,设法集中精力,给琳的爸爸,我的前夫理查德发了一条短信:“请现在就来。”理查德很快赶来。当他看见琳躺在那里脸色惨白、一动不动时,他几乎崩溃。他双膝跪地,用力抱紧她。“琳,我很抱歉。”他抽泣道。作为她的父母,我们面对ME时无能为力。我们争取了那么多年,但还是没能挽回我们的女儿。理查德终于平静下来,打电话给医生。医生走后不久,门铃又响了,两名警察站在门口……我知道辅助自杀是犯法的,但我准备好向警察承认过去48小时发生的一切。我不知道琳死后的最初几周我是怎么过来的。理查德和家人给了我莫大的支持,但我太想念琳了。我想念她的温暖、善良、幽默、淡淡的微笑和她的一切。2009年4月16日,我被指控蓄意谋杀。“现在,无论发生什么都不重要。”我想,“最糟糕的已经发生,琳都走了。”检察官向我解释了参与协助自杀不被起诉的种种条件。如果受害人“患有晚期的病症,或不治的残疾或衰退的状况,自杀的意愿是明确的、不可能改变的、充分了解情况的,而且已告知嫌疑人,并要求帮助;嫌疑人的动机完全出于同情,而且应该是受害人的近亲或朋友”,那么,起诉将不太可能。但控方会撤销对我的指控吗?意想不到的证据竟来自我的女儿,她从坟墓里告诉世界她的感受——证词来自琳的一封信,是写给她在网络论坛里结识的朋友的。这些人也患有ME,在琳生命的最后几年,是这些同病相怜的朋友给她带去了巨大的慰藉。她在信中写道:“朋友们,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们说。经过数月,甚至是多年的认真考虑,我基本上已作出了决定。是的,我受够了,我想离开这个世界。”法庭上鸦雀无声,人们都在专注地聆听我女儿的心声:“想象一下你的生命只在一间小小的房间里,只在一张单人床上,自从你14岁起,就待在那里,整整17年;想象一下一个31岁的姑娘,至今未曾热吻过;想象一下一个有着百岁老妪般瘦弱骨架的人,稍有行动,便有严重骨折的危险;想象一下不能将脑中活跃的思维表达出来,因为你无法说话,除了缓慢地打电子邮件;想象一下永远无法实现你想要的,可那是赋予所有年轻女性的权利,如孕育你自己的孩子;想象一下死亡,你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知道,那是你想要的——但却因病得太重,以至于无法自行了断,所以,你的‘生命’被囚禁在那悲惨的躯壳里苟延残喘……以上这些我都不用想象。那就是我的现实。我的身体和思想早已支离破碎,我渴望一份宁静。”琳是她自己最好的代言人。她的意愿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她能如此勇敢地为自己说话,我为她感到骄傲。“首席陪审员,你们达成一致的裁决了吗?”“是的。”我屏住了呼吸。不管判决如何,当初我还会那么做。“就故意谋杀这项指控,你们是如何裁决的?”“无罪。”我的家人和朋友们发出一阵欢呼,我则泪流满面。琳的画面浮现在我眼前:她是那个笑着在沙滩上跑的小女孩;她是那个躺在阴沉房间里重病不起、精疲力竭的姑娘……我看见她在冲我微笑,现在,她终于可以安息了。我知道那天床边的道别绝不是我们最后的诀别,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堂重逢。
妈妈,谢谢你让我离开
1979年冬天,我离开了复杂的电影圈,到美国进修。与其说是进修,不如说是疗伤。在美国一年半,我拍了一部港片《爱杀》。1981年夏回到台湾,文艺片已不再受欢迎,代之而起的是新艺城式的喜剧片。英俊小生也没以前那么受欢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喜剧演员、硬底子演员、谐星,就算是文艺片的女生也要大展拳脚扮凶狠手辣状。我这个素来演爱情文艺大悲剧的演员,竟然也要戴起眼罩扮独眼龙,穿着高筒靴拿着长枪,一脸冷漠,学人家打打杀杀的。回到台湾的3年时间,我拍了14部戏。接触的工作人员很复杂,这些人也跟我在电影里一样,也在私下上演着真实人生的刀枪拳脚江湖片。在拍《慧眼识英雄》的第一天,现场出现一位笑容腼腆、个子矮小的男士,我和他攀谈了几句,觉得这个人很有趣。后来听说他是黑社会老大、是×老板,想找我拍戏。我看他腼腆像个好人,帮他拍了几部戏。他算是个讲道义的黑帮人士,并没有让我吃亏。台湾的交通很乱,有一次他坐我的车,旁边的车不守交通规则,我破口大骂,他反倒被我吓了一跳。又有一次大伙儿吃完晚饭,他建议我到狄斯角夜总会听歌,我虽然想去看看,但又担心那种场合会很乱,他腼腆地笑着说:“最乱的就在你身边,你还有什么好怕的?”说得也是。回台拍的几部戏,票房成绩都不错,于是我又成了抢手的演员。这对我来说却并不是件好事。许多黑社会老大都找上了门,我实在不想接他们的戏,却怎么推也推不掉。他们出手豪爽,而且所有条件都肯接受,如果不接的话,就等于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有一晚,一个黑道人士,背着一个旅行袋,里面装满了现款,250万台币堆满了我客厅的咖啡桌。等他走后,我拿到卧室,放进小保险箱里,却怎么都不能全部塞进去,只好拿出一部分放在抽屉里,等到隔天存入银行。朋友知道后为我捏了一把冷汗,说我太大胆了。我想也是,那时全家人都在美国,只有我一个人在台北,万一出了什么事,那可怎么得了……———警察局对面,拍戏空当,我回我的小白车后座休息,秘书叶琳几次提醒我不要开后车厢。我觉得奇怪,没事我干吗开后车厢?原来制片在后面放了很多手枪。———夜里,有一位制片开车载我和秘书叶琳到台中拍戏,要等到天亮才开始拍,拍完我的部分再接我到其他现场。因为太累了,倒在后座就呼呼大睡,忽然“嘭”的一声,大家吓了一跳,叶琳和制片转头看我,原来我滚到坐椅下了。我瞧见叶琳的脸色非常难看,说了声:“我没事!”又继续睡觉。到了天亮,下了车,叶琳在我耳边轻声告诉我为什么她脸色难看,因为她在前座的坐椅下摸到一把枪。———天刚亮,我和尔冬升拍完夜戏,很累,经过田埂,看到一辆奔驰车陷在稻田里,许多人在想办法把它弄上来,我瞄了一眼也懒得理。片场小弟说那车是来接我们的,尔冬升马上钻进我的车,说他宁愿坐我的小破车也不愿意坐他们的奔驰车。在车上,尔冬升说,站在奔驰车旁那个男的,脸上表情冷冷的,眼神很凶。听说他叫×××,我按谐音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螺丝起子”。———拍戏现场,化妆时间,有一位黑帮小弟,试探性地问我:“跑路的话,你会不会借钱给我?”我假装不知道什么叫跑路,旁边的人帮忙解释,我灵机一动:“呸!呸!呸!不要讲这种不吉利的话。”后来尔冬升跟我咬耳朵:“我刚才很替你紧张,不知道你会怎么说。还好你答得机智!”———我们在椰如餐厅拍时装打斗片,一进餐厅就感觉气氛怪怪的,有一位强壮高大、头发鬈鬈、脸上有刀疤的男子,站在化妆桌旁,化妆师拉我到一边,告诉我他是我的贴身保镖,外号叫“小玫瑰”。真逗笑,这样的外形居然叫小玫瑰,我偏叫他“刀疤小玫瑰”。我们在餐厅门口拍摄,刀疤小玫瑰就坐在对面小巴上。拍到放枪的戏,枪声很响,说时迟那时快,突然对面巴士跳出一个人用枪指着我们这个方向,反倒把我们吓了一大跳,原来小玫瑰以为这边有枪战。弄得我们啼笑皆非,却又忍着不敢笑。———在阳明山拍夜戏,山上来了两个制片人。听说他们都带着武士刀,还以为会有血淋淋的事发生,幸好最后皆大欢喜。原来他们3部戏每天都分到8个小时。一天才24小时,那就表示我几天都别想睡觉。那个时候我一心想离开台湾这个是非圈,到香港发展。正好1984年导演林岭东请我到香港拍《君子好逑》,我一口答应了。从此以后,香港片约一部接一部,我就在香港待下了,现在已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回想起当年黑社会在我身边的日子,能够全身而退,真是上天保佑。———在阳明山拍夜戏,山上来了两个制片人。听说他们都带着武士刀,还以为会有血淋淋的事发生,幸好最后皆大欢喜。原来他们3部戏每天都分到8个小时。一天才24小时,那就表示我几天都别想睡觉。那个时候我一心想离开台湾这个是非圈,到香港发展。正好1984年导演林岭东请我到香港拍《君子好逑》,我一口答应了。从此以后,香港片约一部接一部,我就在香港待下了,现在已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人。回想起当年黑社会在我身边的日子,能够全身而退,真是上天保佑。
黑社会就在我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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